2022 年 9 月底，百业萧条，万籁俱寂。一场关于地球另一端文化首都 40 年前之艺术场景的展览即将开幕。去往发布会的路上，心情就像垂死之人赴约十八岁少年的葬礼，更希望是自己躺在坟墓里。这么说有点刻意悲观了，我的意思是，过去几年的艺术萎靡无力，人们正渴求一些真正的能量。展览名为“下城往事”（Somewhere Downtown），讲的是 1980 年代纽约下东区一段无法复制的艺术与文化历史，里面尽是过早燃尽的灿烂生命。当然，还有很多人在世，不知道他们是否像我们一样迷茫。虽说无法复制，但这段另一时空中的往事与今日景象仍然有一些至少是表面上的相似性：当时的美国经济衰退，文化保守主义盛行，环境污染问题与核武器竞赛令人忧心，同时还在经历艾滋病毒的肆虐。而与今天明显不同的一点，大概就是纽约下城这一带的城市景观了。

第一次见到“downtown”这个词是在中学英语课本上，翻译成“市中心”。彼时我以为它指的是城市里最繁华热闹的一块地方，商铺密集，人流如织。实际上，还是“下城”这一直译更得其神韵。纽约曼哈顿岛靠近南端尖角的一段因为在地图上位置偏下而得名“下城”，再往北就是“中城”与“上城”。至少到 1980 年代末，这里都是纽约最鱼龙混杂的一块地方，三教九流，泥沙俱下。不仅不是中心，还是绝对的边缘之地。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者漂洋过海，经过自由女神像后在此处登陆，同老纽约的工人阶级们一起居住在这一带密布的穷街陋巷之中。体面人士避之不及，法外之徒求之不得。它之所以能演变出“市中心”的含义，成为日后文艺青年造访纽约时的膜拜打卡之地，正与展览所展现的这一段历史不无关系，那也许是它最后的自由时光，此后便让位于资本的繁荣。

展览场馆 —— UCCA 北京所在的 798 艺术区，曾经也多少是这样一种偏居一隅、无人关注的萧瑟所在。如今已从艺术的诞生地逐渐变成了产品的销售点。经济萎靡时，它也萎靡，与当年的下城恰恰相反 —— 废墟之中，一贫如洗的艺术家们快乐如在天堂。 

1978 年，32 岁的华裔艺术家黄马鼎（Martin Wong）从旧金山来到纽约，在下东区 —— 下城东边的一块 —— 一家廉价旅馆里做夜间门僮以换取免费住宿，并在这里度过了纽约的最初三年。日后他画了一幅画来纪念这个简陋的小房间，将之称为“我的秘密世界”。这幅画并未在展览中展出，但画面中透露出的丰富信息恰好能为当年那些艺术家们的生活境况提供一个缩影。黄马鼎喜欢将自己的创作动机小心地嵌入画面，观看时能获得一种在侦探小说或中寻觅线索的紧张乐趣。透过裸露的红色砖墙上的两扇窄窗，我们从外部看向房间，里面有他当时已完成的一幅画作，许多骰子与黑色的 8 号台球，以及一排混合着科学与神秘主义的书籍，其中还夹着一本《无敌李小龙》，和一本《如何赚钱》。这些书目显然经过了精挑细选，我们得以借此了解房间主人的族裔身份、经济状况，以及显然是来自旧金山嬉皮文化的影响。根据窗框上的字，我们知道他正是在这个房间里第一次发明了“听障”绘画，指的正是画面左侧露出半边的由一连串奇怪手势组成的画。这是一种美国手语，每个手势代表一个字母，连缀成词句。将墙上的画中的手语拼读出来，含义是“理疗师证明：恶魔之犬引人杀戮”，说的是 1977 年夏天纽约市一名连环杀手的事。这一幅小小的画足以显示当年纽约下城的疯狂，猖獗的犯罪不仅激发了《出租车司机》这样的电影，也激发艺术创作。这些经过高度风格化的手势日后反复出现在黄马鼎的绘画中，既像法术秘籍，又像行动暗号。

大概有一个核心词汇能串联起下东区场景的诸多特质，就是“DIY”。第一次遇到“DIY”这个词，可能是在本地报纸的生活版块上，主要被理解为一种有助于开发儿童智力的亲子活动。被开发后，我开始改造从表姐那里继承的不太合身的旧衣服，并遭到了同学们一定程度的取笑。从此我便不再这么做了，转而开始学习拼读一些外国品牌的名字。许多年过去，在关于英国朋克文化的介绍中重新见到这个词的时候，我有些不太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原来 DIY 跟反抗权威有一定的关系，原来 DIY 的过程让人建立自我。

下城艺术家们某种程度上跟没有新衣服穿的小孩一样，他们没有美术馆空间，没有画廊代理体系，没有策展人和评论家的关注，甚至连创作材料都没有。但同时他们有满街的红砖墙面、废弃的楼房、随处可见的垃圾和疯狂的创作热情，后者让一切闪闪发光。“没有就自己做”，这一简单的想法中包含着将人从一切束缚中解脱出来的魔力，他们因此也拥有了令人艳羡的创作自由。 

当搞涂鸦的那一批小孩拿起喷枪对准墙面时，没有哪个藏家与权威的声音能决定他们的线条走向。他们是无名之辈，靠着有识别度的图案和图案的出现频率，创造自己的声名。至少当地铁车厢带着他们“狂野风格”（wild style）的签名呼啸而过时，或每一次经过那面被他们标记过的墙面时，他们不会怀疑自己的存在。纽约布朗克斯和哈莱姆一带黑人街区中的涂鸦与下东区的艺术场景碰撞出更大的火花，涂鸦四处蔓延，城市景观被自下而上地夺取。

当十八岁的李·奎诺尼斯第一次站在下东区一座手球场中央，面对画布般竖立的球壁燃起喷涂冲动时，他难道不像一个天生的明星来到舞台前吗？促使他完成这一从未有人做过的举动的，不可能是任何策展人的建议，只能是他对自身才华的彻底肯定。手球场涂鸦继而构成下东区景观的一部分，成为黄马鼎的画中画。而地铁车厢的涂鸦甚至为像伊丽莎白·默里（Elizabeth Murray）这样的学院派艺术家提供了抽象绘画的养料，这一切只会发生在没有界限的城市熔炉里，一万次彬彬有礼的工作室互访也不可能带来这样的效果。马里珀（Maripol）制片的电影《下城 81》（Downtown 81）中，年轻的巴斯奎特迈着轻盈的步伐走过街区，随时抬起一只手在墙上漫不经心地写下文字，像一个贫穷的王子。影片最后，他说要“到没有光的地方去与自己相遇”，却在角落里亲吻了一名脏兮兮的无家可归者。她变成了仙子，“噗”地一声消失，给巴斯奎特留下一手提箱的纸币。这一百分之百的童话段落在此处却有一些现实主义的色彩：下东区的天才们哪儿也不用去，运气就在自己耕耘过的陋巷里。

当然，事情本该如此，城市本该如此，只有当资本碾压过来以后，一切才开始变成规则缜密、需要精心计算的游戏。展览中的另一位艺术家大卫·沃纳罗维奇（David Wojnarowicz）将种种社会规范称为“预先安排好了的世界”（pre-invented world），我们都生于其中，而他要做的则是从零开始发明一切，或者也可以说是绝对的 DIY 精神。

沃纳罗维奇在此次展览中占据了重要篇幅，他极其瘦削的身体可能发出了下东区场景中最有力量的声音之一。这名十几岁便在街头做男妓拉客的艺术家，在下东区度过了自己从任何意义上来说都不符合常规的一生。高中毕业以后，他写诗和小说，拍摄电影，组建了一支名叫“3 Teens Kill 4”的乐队（队名直接取自《纽约邮报》上的一则新闻标题，意为“三名青少年杀害四人”），在乐队中演奏儿童玩具并播放现成的磁带采样。他用一切捡来的现成品创作，无论是不规则的木材，还是压瘪的垃圾桶盖，还在广告传单上画露骨的同性色情场面。1980 年代，沃纳罗维奇与其他几名同性恋艺术家一起占领了下城西边一座废弃的码头建筑，把它变成艺术家的狂欢乐园。那些年，下东区的另类艺术空间几乎都跟俱乐部结合在一起，许多场所都像这样靠强占而来。1985 年，沃纳罗维奇入选惠特尼双年展，并开始在主流艺术世界声名鹊起。然而他从未在意过权威的肯定，一次受到委任在藏家努钦（Mnuchin）夫妇家里创作一件装置，他竟然将一堆带着虫子的垃圾搬进这间上流社会的地下室。 

在今天看来，如果还有什么能比这些艺术家的“不在乎”更为可贵，就是他们的“在乎”了。无论是城市士绅化，还是开始迅速掠夺生命的艾滋病，下城的艺术场景始终处于巨大的威胁之中。但他们不是渴望与世界共同毁灭的虚无主义者，而是不断抗争的行动派，是 DIY 的第一个大写字母 D。

他们首先在乎的是人，无论是社区居民，还是共同创作的伙伴。当时场景中的艺术家都有强烈的社群意识，相对于鼓励少数富裕精英的虚荣心，他们更在意让艺术通达每一个普通人。约翰·埃亨（John Ahearn）选择为街区的普通人翻模塑像，将之命名为“南布朗克斯名人堂”。戴安·伯恩斯说“哪怕在一个观众面前读诗也胜过所有的一切”。靠着在地铁站里的标志性涂鸦，凯斯·哈林在当时就已经享誉世界，他可以将自己的画卖出高价，但他却选择开设商店售卖 T 恤等商品，此次展览中还能看到他当年为这间商店手画的简朴海报。“让艺术尽可能融入生活的各个方面……（将作品）从底座上拿下来，还给人民”，在生命的尾声接受采访时，他曾这样说。 

主动拒绝权威也使艺术家们更紧密地结合成社群和艺术家小组。当主流艺术世界受富裕白人操控时，少数族裔、女性与局外人艺术家们正是在相互支持的社群中获得了创作的自信，形成与主流相抗衡的声量。1977 年，下城 SOHO 地区“艺术家空间画廊”（Artist Space）的一场群展催生了日后被称为“图像一代”的一批艺术家，包括此次也参展的辛迪·舍曼（Cindy Sherman），劳丽·西蒙斯（Laurie Simmons）、路易丝·劳勒（Louise Lawler）等人。这是美国第一场由女性主导的主要艺术运动。时尚与装饰，报刊杂志和商品广告等大众媒介，以及来自非西方文化的视觉元素开始自由进入作品，打破了艺术的“高低”之分，也为在“极简”“纯粹”“有力”等关键词的笼罩之下散发死亡气息的西方男性艺术世界带来全新的生命力。从展览中看，当年这批女艺术家的创作信息极为明确，却没有沦为干涩口号，反而诙谐生动，散发出前卫的时尚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