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柏林，胶州路这样的殖民主义地名也该管管了

2022.02.18 | BY 明晔 |

历史德国欧洲海外路名

2020 年 8 月，我在德国柏林参加了一个 “城市历史游”，这段历史跟我的家乡青岛有关。

十九世纪末，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愈演愈烈，德国为在华取得一席之地，强占胶州湾。虽然这段殖民历史只有短短十四年，但在今天，青岛的老城区还有很多的德国 “印记”。

几年前，我搬来德国，发现这里没几个人听说过青岛这座城市，对德国在华殖民史更是一无所知。只有提到 “青岛啤酒”，有些人才眼前一亮，想起自己在中餐馆里喝过。

后来，我惊奇地发现，柏林居然有一条胶州路 (Kiautschoustrasse)。它位于 Wedding 区，是一条很短的街道，周围几乎都是居民楼，非常安逸。胶州路的尽头有一块三角形的小公园，叫做北京公园 (Pekingerplatz)。植被环绕，有许多座椅和水泥乒乓球桌，经常有居民带孩子在此游玩。

位于柏林 Wedding 区的胶州路。图片来源：明晔

与欧洲老牌殖民帝国相比，德国统一较晚，在全球扩张上比别人慢了半拍。但他们不甘示弱，在三十年内一跃成为继英法之后的第三大殖民帝国。来得快去得也快，一战战败后，德国的殖民美梦戛然而止。胶州路和北京公园于1905年得名，正值德国殖民的高光时期。

我们这天的历史游就是从这两个地方的交界处开始。

我们的导游叫史蒂芬·佐尔豪泽 (Stefan Zollhauser)，是一位历史学家和策展人，平时爱好翻档案馆。他跟另两个历史控开了一家叫 “寻迹历史” 的公司，专门带人到柏林的马路上感受历史。

佐尔豪泽一张圆脸，戴一副黑框眼镜。一路上，他推着自行车，时不时从车筐里的黑包中抽出地图和老照片等史料，展示给大家看。

《时局图》

他先从包里掏出一张压在塑料薄膜里的漫画，让我们传看。据他说，这幅时事漫画创作于 19 世纪末，目的是警醒国人，抵抗列强瓜分。因为我是团里唯一的中国人，佐尔豪泽让我给大家用中文念了一遍漫画的标题，然后再翻译给大家听。

漫画上盘踞了各种动物 —— 一只叼着美国国旗的老鹰盘旋在菲律宾上空，逼视着中国；一只举着法国国旗的蛤蟆从东南亚向我国腹地伸手；代表英国的狮子霸占在华中上方，它看起来更像只狗，我们就叫它狮子狗。狮子狗细长的尾巴卷住了山东半岛，上面写着：“德国香肠野心”。

佐尔豪泽认为，这张漫画对当时义和团的兴起有鼓励作用。义和团相信自己的拳术能抵挡洋枪，因此在西方得名 “Boxers”。而佐尔豪泽喜欢叫他们 “反殖民抵抗战士”。

“这些反殖民抵抗战士想不出来用什么动物代表德国好，” 他跟大家说，“你们觉得该用什么代表德国？”

“腊肠狗！” 一个女的的提议激起了一片笑声。

“猎鹰！” 另一个人喊道。在德国国徽上就有一只红嘴红爪的猎鹰，但在《时局图》上已经被用于代表美国了。

“猪！”

“嗯，香肠是猪肉做成的，所以猪在图上确实有所体现。” 佐尔豪泽说。

大家对此安静地回味了一番，眼看没人反对，他接着讲了下去，但语气严肃了许多：“义和团这个中国人民的反殖民抵抗组织受到了欧洲列强、美国和日本的残酷镇压。这些国家组成了由德国指挥的八国联军，用最暴力的方式镇压了抵抗。殖民战争意味着烧毁村庄、庄稼、枪毙贫民和强制征兵。所有这些都在中国发生了。”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前半部分以占领北京而告终，” 他一边解释着，一边从包里掏出了另一张史料，上面展示了八国联军对紫禁城的划分。

“柏林绝不是唯一一个被瓜分占领的城市。” 佐尔豪泽联想到二战结束后，柏林被英法美俄划分，随后演变成了东西柏林，直到 89 年柏林墙倒时才统一。

他将话题拉回到我们所在的胶州路、北京公园上：“你们觉得，我们应该如何对待这些殖民地名呢？”

像胶州路和北京公园这样带有殖民色彩的地名，在柏林还有很多。与胶州路交叉的萨摩亚路，就是为了纪念德国占领南太平洋岛国萨摩亚而命名的。在 Wedding 还有一个 “非洲区” (African Quarter)，过去几年里，在这里引发了柏林甚至全德对殖民历史的激烈争论。

这里之所以叫 “非洲区”，不是因为有很多非洲人居住，而是因为这里有很多以德国在非洲的殖民地地名所命名的街道 —— 多哥路、刚果路、喀麦隆路、乌干达路。

还有一些路名是纪念殖民者的。比如 “彼得巷子”，纪念的是 Carl Peters，德国殖民协会的创始人，曾用极其残暴的手段了促成了德属东非的形成（今天的坦桑尼亚、卢旺达和布隆迪），当地人也叫他 “刽子手彼得”，其种族主义观点后来还受到了希特勒的推崇。

除此之外，这里还有以德属西南非创始人 Adolf Lüderitz 命名的吕德里茨大街，和以德属西非创始人 Gustav Nachtigal 命名的南丁格尔公园。

这么明显的 “问题” 街名，为什么到今天还存在？

原来，殖民历史在德国一直不被重视。在我问到的德国人里，几乎没人在学校里学过德国殖民史。

住在胶州路的德国人 Leon Holly 告诉我：“德国人的历史记忆，尤其是学校里教的历史，都集中在纳粹历史上，殖民主义没有什么位置。”

近年来，在黑人民权组织的不断抗议下，殖民历史才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除了抗议殖民路名，他们还要求德国各州把殖民历史放进课本，并施压给那些持有掠夺文物的博物馆。

2020 年 6 月，柏林人自发参加 Black Lives Matter 抗议活动。图片来源：明晔

2020 年，美国非裔弗洛伊德之死让很多德国年轻人也走上街头，加入 Black Lives Matter 运动，抗议黑人受到的不公待遇。许多欧洲人也开始审视自己国家的殖民历史。

德国铁血宰相皮斯麦的雕塑被泼油漆，英国奴隶贩子爱德华·科尔斯顿的雕塑被推到河里，关于殖民历史和种族主义的争论在公共空间里越发白热化。就连去年 12 月新上任的德国政府，也在一份联合协议里承诺给予殖民历史更多的关注。

尽管有一股新的反思风潮推动，街道改名仍然一个漫长的过程。

以彼得巷子为例，早在 2018 年，彼得巷子就已经确定要更名。区政府先从市民那里搜集了 190 条新路名的建议，后来，他们决定将彼得巷子被一分为二，一条路取名为 “马及马及巷子”，用来纪念东非反殖民运动马及马及起义；而另一条则以 Anna Mungunda 命名，她是纳米比亚反抗德国种族屠杀的民族英雄。

不过，有些居民并不认可街道更名，它操作起来也确实会给当地人造成诸多不便。居民的身份证、银行信息等都要一一更新，商户也可能要重新制作做新的广告牌和宣传单。一些怕麻烦的居民把当地政府告上了法院，直到现在，新的路牌迟迟没有被安上。

这些经验给关心胶州路的人提供了前车之鉴。

柏林胶州路和萨摩亚路交叉路口。图片来源：明晔

经由佐尔豪泽的介绍，我来到一个位于胶州路的民间组织，叫 Sprengelhaus。他们投身民主活动，比如组织街坊们讨论附近房租上涨问题，大选时鼓励人们参与投票等等。2015 年难民潮后，他们还安排新来的难民和老居民们互相认识，帮助他们融入其中。

Sprengelhaus 有两位组织者，奥兰妮可·法森（Olanike Famson）今年 26 岁，是应用文学专业的在读研究生，她的搭档汉斯·格奥尔格·雷纳特 (Hans-Georg Rennert) 今年 60 出头，已有三十多年社区组织工作经验。雷纳特履历丰富，法森会运用新媒体，两人搭档甚为默契。

两年前，法森和雷纳特首次接触了佐尔豪泽的历史游，之后便多次邀请他给邻居们宣讲。源源不断的报名者让他们意识到人们对殖民历史兴趣浓厚。

2020 年 10 月，Sprengelhaus 举办了一场名为 “寻迹历史” 的会议，讨论胶州路、北京花园和萨摩亚路的未来。按防疫要求，会议厅的座位要间隔一米的距离，出席者总数不能超过 25 个人。当时正值德国第二波疫情暴发前夕，我以为不会有几个人会来，结果到现场却差点找不到座位。

参会的人形形色色，除了街道居民，还有教堂神父、历史学家、非裔民权组织者和当地的政客。我是在场唯一的亚洲面孔。

我发现，人们来此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涨知识，而是恨不得立刻找到处理这些 “问题” 街道的方法：是否要重新命名它们？如果是的话，改成什么名字？

雷纳特对人们的热情很满意：“如果你能让人开始讨论一件事情，也许也可以让他们作出改变。”

但他也明白，在德国，没有什么能一蹴而就。当天参会的人有一半人留了下来，“寻迹历史” 慢慢细分成了几个更精确的研究小组。

人们对历史细节有疑问，“历史知识研究小组” 诞生了。如果要修改路名，就要把努力上升到政策层面，恰巧也有几个社会民主党党员对此感兴趣，于是就产生了 “政治空间研究小组”。一个路名的未来不能由少数人决定，于是大家又创建了 “公共空间研究小组”，讨论如何让更多邻里参与进来。

这些小组并行研究，如果想要每个研究领域都涉足，一个月就要开上两三次会。过去一年多里，Sprengelhaus 的民主建设项目几乎把所有精力都放在了讨论胶州路、北京花园和萨摩亚路这三个地名上。连雷纳特这位老司机也感叹，自己从没这么深入地研究过一个议题，况且还以影响政策为目标。“这真是从头到尾，从零岁到毕业的彻底啊！”

在数不清的会议和辩论中，我听到过各种如何处理殖民地名的看法。

有人认为，比起那些纪念残暴殖民者的街道，“胶州”、“北京”这样的地名是中性的。它们在公共场所里给人们创造了一个直面历史的机会。人们因为看到了路牌，才会对它的背景产生疑问，所以这些街名应该保留。

也有人认为，这些地名在今天看似中性，但当初是为了炫耀德国殖民功绩而命名的，所以一定要改掉。依照非洲区的经验，新街名用来纪念反殖民和反种族主义英雄最合适。

我曾听一位德国翻译家提议，应该把胶州路改成纪念中国女作家胡兰畦，她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曾在德国生活，因反纳粹和信奉共产主义获刑三个月，后发表了《我在德国女牢中》一书，是中国当代杰出的女作家和革命家。

但大多数人支持走中间道路，即保留路名，但要在旁边加上信息牌，解释其由来。对此，人们又提出了新的疑问：这些信息该由谁来写？是否需要前殖民地人的参与？当我们有了这次重新 “书写” 历史的机会，如何确保不让它再次完全由德国人来掌握话语权和决定权？

北京花园前的一个导览牌被志愿者们贴上了关于八国联军侵华的历史。图片来源：明晔

在过去的一年里，我认识到，参与民主是一个长期而烦琐的过程。每次开会，人们都得做一圈自我介绍，录音得到需要每个人的举手同意，组织者在每次会议后都要再把会议纪要发给大家。

到了夏天，德国人纷纷开始度假，人们的参会热情骤减，五六个人都凑不齐。

直到去年十月份，参与者们终于要搞事了。

因为之前非洲区街道更名的困难，大家一致认为，不管对街名作出什么改动，只有让更多市民参与进来，才能成功。

此时德国已进入深秋，街道铺满了落叶。法森、雷纳特、和 “寻迹” 小组的核心人员穿上了小黄马甲，拖着一车道具去 “占领” 北京花园。他们在公园一角支起桌子，摆上宣传册，还把德占青岛历史挂到了胶州路的路牌上。

在北京花园边上原本立了两块导览牌，介绍了公园的规划历史和生长栖息在此的花鸟植被，唯独其名字的由来被省略了。现在，一张导览牌被临时贴上了八国联军侵华的历史，而另一块上盖了一张红布。

这些由历史研究小组制作的新的“导览牌”上写着：“义和团成立于十九世纪末，于 1900 年夏围攻北京使馆区。战败后，北京被八国联军占领、掠夺。中国政府还为此支付了巨额赔款。”

“德皇威廉二世给赴华的德国士兵下了指令：‘没有赦免！不择手段！’ ”

“德军野蛮镇压义和团，威吓当地居民、对该地区破坏极大。这些经历都留在了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中。”

志愿者还拉来了一个投影仪，支在马路上，放了关于德占青岛和萨摩亚的视频。

图片来源：明晔

放映结束后，趁着还有很多行人驻足于此，雷纳特和法森把人们召集起来，一名志愿者撤下了导览牌上的红布。他们用一张海报将原本的导览牌完全挡住，为北京公园设想了新的功能：“一个全新的学习、回忆之地。”

“你们大家应该知道胶州路和萨摩亚路这两条街，但这两个名字是怎么回事，这里没有任何信息，” 雷纳特跟大家说，“我们希望能更有意识地对待这段殖民历史，能跟来自各地的人们进行交流。”

志愿者们把宣传册发给路人，邀请人们到 Sprengelhaus 参加更多相关的讨论。人们纷纷在留言簿上写下自己的感想：“你们能让区里的人对这样重要的问题感兴趣真是太好了！”、“这几条街上至少要有一些对历史的回顾和背景解释！”

这天的活动以佐尔豪泽的历史游结尾。他还和平常一样，推着自行车，拿着地图给人们讲述历史。

等到刚才聚集在北京公园的人们加入了他的步行队伍，志愿者们开始撤下海报、收起投影仪，把所有的道具和材料放上手推车。胶州路和北京公园又回归了最初的状态，似乎什么也没发生过。

但对于雷纳特、法森和 “寻迹历史” 小组的志愿者们来说，他们已经用行动在人们心里播下了一颗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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