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台灯比想象中暗，但我还是看到台上拿着麦克风的男人至少有一秒流露出了失落的表情。转瞬他用职业式的自我调侃试图拉回气氛，“这两个手机都是我的，你们不会真信了吧？只是个段子。” 早先，他说起酒馆人比往常多，应该提防小偷，又掏出两部手机，证明人们实在不该大意。

盘踞在观众周围不散的沉默，说明这是个失败的脱口秀开场。不过簇拥着60人左右的蜗牛小酒馆里，超负荷的繁忙和嘈杂多少掩饰了冷场时刻的尴尬。交道口的蜗牛小酒馆是北京开放麦演出的固定场地，每周二7点半不定时开演的惯例已经延续一年以上。与一年前的状况迥异，《吐槽大会》和《脱口秀大会》的播出吸引了大量观众参与到线下演出，2块3毛3的开放麦票价，给了工作结束后找节目的上班族一段几乎不需要成本的消遣时光，顶多就是偶尔忍受一段糟糕的表演。因为这类节目的热度，standup comedy（单口喜剧）在中国更为人所知；也因此，“脱口秀”（talkshow）这个并不准确的词，已经成为国内观众最熟悉的 standup comedy 指代用语。

“你最好去看看，线下和线上看脱口秀表演很不一样，只不过开放麦是新人和段子试炼的场子，不会很好笑。” 采访《脱口秀大会》的演员杨笠、赵晓卉、和双胞胎颜怡颜悦之前，我被这样建议。果然，冷场的状况不时发生，安静的几秒钟里，演员们被注视着。

“冷场的时候，演员在想什么？” 我暗自为台上的男人捏把汗，希望冷场的尴尬时刻快点过去，同时庆幸站在上面的不是自己。

赵晓卉对冷场的第一反应是 “啊，果然不好笑”。台下观众的表现让她想起熟悉的大学课堂，只是身份错位，“感觉自己在教高数，下面全是睡觉玩手机的。” 她在一次草莓音乐节上的演出遭遇了从未有过的尴尬处境。大致10分钟的表演里，赵晓卉拿出了自认为最好的段子，但冷场的状况反复影响她的表演，尴尬好比是途经音乐节的一股寒流，撞击炽热的音浪后，浇在赵晓卉和观众的头上。

就像没人知道一个精彩的段子是如何在冷场中打磨出来的，这几位突然被挂上热搜榜的脱口秀演员经历过相似的命运。忍受冷遇可能是喜剧演员存在的常态，甚至是表达的基底。

“脱口秀就是谁都可以说”

酒馆的工作人员穿行在紧密的观众中送餐，坐在吧台的顾客反复抬腿5次，露出为难的神色，可他不坐下，就只能像我一样站上一个小时。人数太多的时候，观众甚至可以整晚不用消费就能看完演出，演员上台把最新写好的段子扔给观众，收获的 “酬劳” 就是观众的反应 —— 有没有反应，什么反应，为什么（没）有反应 —— 然后回家继续打磨自己的创作。短短几分钟的单口喜剧，可能就是这么几秒几秒磨出来的。

不过眼下的气氛非常放松，台下的人就着刀拍黄瓜喝啤酒，台上的人握着话筒斜倚在麦架上，偶尔会有一搭没一搭地聊起来。这看上去像是发生在家庭聚会上临时起意的一次发言。“开放麦就是一个任何人有话想说都能上去演的地方。” 一位开放麦的忠实观众这么告诉我。

开放麦承担着新手村的功能，是普通人参与到脱口秀表演的最短路径。杨笠第一次在开放麦台上讲的是和邻居吵架的事，“全都不好笑”，她评价自己的首场表演。但随后，她打电话给朋友说自己要当脱口秀演员了，“我很惊喜的发现，我很想站在那个台上。”

她之前完全没想过这种生活，甚至觉得 “去说脱口秀是我对自己的挑战或者是伤害，我肯定干不了”。美术专业毕业后的三年，杨笠在设计师、自由插画师、剧院场务和无业青年之间转换，始终没有找到自己的位置。她形容那种完全参与不到社会的状态让人绝望 —— 她有表达欲，她需要说出来。看到《吐槽大会》后，杨笠觉得这可能是个出口，是 “挑战” 也好，“伤害” 也好，她需要一点对生活的刺激。

双胞胎颜怡和颜悦的入行经历则更像个巧合。她们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就是脱口秀编剧，“李诞在微博上发了一个写作训练营的消息，我们想着去上海玩玩，又想见见李诞，然后才了解到这个行业。当时公司也很新，很多职位空缺，就让我们试一试。”

两人意识到这种说法有点不走心，补充道，她们俩都喜欢文学，而且一个学法律一个学金融，脱口秀对她们来说最大的吸引力，就是能从中锻炼到语言能力，让她们学会怎么 “说人话”。

“说话” 也是一种天赋。“被选中的孩子”，赵晓卉这么调侃自己开始表演脱口秀的原因。抱着想要跟陌生人吐吐苦水的初衷，这位 “车间一枝花” 的表演获得了意外的好评。于是，她将自己要去说脱口秀的事告诉身为李诞粉丝的母亲，“我说我周末会去做脱口秀演出，我妈说你还能演出？我说他们可能也是没人了。我妈说，那就演呗。”

有些不能对熟人说的话，可以讲给陌生人听，再修饰一番变成段子，就是赵晓卉心中对脱口秀的理解。“能当着陌生人的面说出来就挺满足，观众笑的话，就更满足一点。”

“没有天赋能说脱口秀吗？” 我问。

“我觉得做这个多少都有点天赋，没见过只靠努力的。” 至于这个 “天赋” 具体是什么，赵晓卉认为是看待同一件事情的不同角度和表达。

“我以为这个天赋应该是 ‘好笑’？” 毕竟笑声最能反映一个段子的表达效果。

“好笑只是意味着演员铺垫好的情绪，被很多人同时感应到了。” 演员们向我解释，这就叫 “气口”。在颜怡颜悦的创作中，“好笑” 也不是天赋的基础，更不是最高需求。“当我站在台上的时候，我是在表达观点。如果我们不是想表达一些东西，我们根本就不会来干这一行。” 对她们而言，这就是做喜剧演员和写 “沙雕段子” 的区别，也是她们的职业骄傲所在。

但无论如何，“好笑” 仍然是喜剧的基础。“演出现场如果笑的人太少，即使自我判断再好，我们最终也不会拿出来。” 双胞胎做过这样的妥协。杨笠也强调，如果不好笑就不是喜剧了，“精彩的不止是好笑，但只是深刻却不好笑，我会尊重这个人，但我会建议 TA 要不要转行。” 

“作为女性我们是弱者，但在舞台上我们不是”

“催婚不止父母，所有人都不会放过你，连我弟都不会放过我。今年过年回家的时候，我弟突然一本正经地看着我说：‘姐，这么多年了，你为啥不找个男朋友呢？’ 我说：‘那你为什么不上清华呀？是因为不喜欢吗？’”

杨笠这个在《脱口秀大会》上关于逼婚的段子在微博播放上百万次。有关性别的段子总是人们喜闻乐见的，我和同事讨论脱口秀时，他告诉我，那些种族、性别、地域的梗永远都好笑。尽管如此，女演员始终是喜剧行业少有的存在，女性拥有幽默感甚至无法成为一个加分项。“你很难想象一群人在聊天，一个大美女在那给你讲段子哈哈大笑，这看上去太怪了，通常都是男人在做这样的事。” 一位男脱口秀演员曾解释在两性关系中，幽默感更容易成为女性在考量男性时的指标，反之并不成立。

“任何行业都一样，前端的永远是男性。” 颜怡颜悦承认女脱口秀演员是新出的 “产品”—— 女性一直不被鼓励表达，而性别歧视是每个行业都存在的问题。

她们无法理解为什么男脱口秀演员这么爱讨论女脱口秀演员：“那些男演员会分析女演员比较少的原因，比如说可能女孩比较爱美，要搞笑的话可能要丑一点。还有原因是，女孩从小就很难放松下来，不容易幽默。”

但当我接着提出 “女性视角” 时，四个女孩全部反问：“什么是女性视角？因为是女性就是女性视角吗？”

颜怡在一次工作指派中，因为是女性的身份被要求参与到项目。“我们当然会有一些角度是女性角度，但很多时刻，我会非常怀疑这一点，比如我要写一个视角，它其实会不会是我的 ‘男性观点’？”

颜怡和颜悦会讲有关女性、消费主义的段子。她们在节目中讽刺某知名护肤品牌借由探讨女性婚姻问题把自己和 “女性力量” 绑定，只是一种看上去高级的营销方式，“其实跟女性的生存毫无关系”。除此之外，社会热点话题都是她们的选材范围，“我们其实是同情弱者的心态，因为我们就是弱者。如果这个社会是女权社会，男性属于弱势地位，我也会站在男性的视角去（为弱者）写作。”

我有点意外对 “女性视角” 如此警惕的两人，却会这么明确地把自己放在 “弱者” 的位置。“我们之前一直在假装自己是强者，以强者的身份去反抗，去说一些很空很大的话，去做一些看起来冠冕堂皇的事情。” 她们解释，“但是后来逐渐发现，其实我们应该看清楚自己是一个弱者，然后要以弱者的身份去反抗，这才是属于我们的反抗。”

的确，颜怡和颜悦的表演中透露的性别思考是多层次的，就像她们的那句关于化裸妆的梗，“我们女生不但要掩饰自己的瑕疵，还要掩饰自己的掩饰。” 化妆被当作社交礼仪，被当作 “取悦自己”，但她们用调侃毫不留情地说出化妆是社会施加给女性的压力。而她们画着好看的妆，而且 “都是一个样子” 的妆，站在台上讲这些的时候，大概自己也充分理解其中的 “幽默”。

不再假装强势，两人现在对性别的态度是 “我们能做多少就做多少”。而这也意味着，她们认同女性 “弱者” 的社会身份，但并不打算把自己当作一个舞台上的弱者。

“我讲脱口秀是在分享我的观点，我的攻击性是很强的。如果我还把自己当成一个被审视的弱者的话，我的东西就出不来了。” 

“脱口秀就是普通人的反击”

夜晚8点的胡同依然有人络绎不绝地穿行其中，酒馆的门不断被打开，涌入新鲜的空气和人流。

“请问在后台的单要在哪点？我是演员。” 一个戴眼镜的男人站在吧台前轻声问道。

“噢噢，演员啊，新面孔呐……”

我被对话吸引过去，想近距离观察一下 “演员”。现场还有一位端着相机的女孩，是看了《脱口秀大会》来的。准备给吧台前这位自称为演员的男人拍照时，她摆弄相机的手有些迟疑 —— 我们大概有共识，演员应该天生自带某种光环。

男人的演出结束后，背着某品牌的电脑包从舞台一侧离开，看上去和中关村下班的程序员没什么两样。先前陆续演出的有调侃自己在北京南面（的石家庄）买了房的金融从业者，被人说民族是 “迪丽热巴” 的女学生，还有一年没有登台开口就遇冷的 “职员”。

“脱口秀演员” 被当作第二职业身份在新人演员中很常见，赵晓卉参加完《脱口秀大会》后，继续在工厂维护技术人员的形象，只是多了一些在工友面前表演脱口秀的机会。在抱怨太累了之余，她知道自己参与到脱口秀之中也只是为了吐槽自己的工作和生活，觉得生活能有一个出口挺好。

杨笠曾在说脱口秀的过程中，干了几个月的公司前台，朝九晚五，准时下班。她会在工作日的晚上，换乘同一班公共交通去开放麦演出 —— 对她而言，这才是一天中的高光时刻。

颜怡和颜悦在参加节目录制前，将上台表演暂停了一年。她们说自己是天生就会紧张的人，怀疑是否该继续说下去，又该怎么说下去。“我不是很在乎在脱口秀领域获得什么成就，我就是来锻炼自己的语言，想要说些什么的。”

当 “第二职业” 成了 “第一职业”，“演员” 或许会看起来更像 “演员” 一点 —— 杨笠的发质的确比我一年多前看她演出的时候柔亮丝滑多了 —— 但演员的专业能力并不会因为身份变化而自动升级，观众的标准还反而更高，所以以后的每次演出都是挑战，都是未知的刺激。

主持人串场的间隙，我离开了潮闷的酒馆，前脚走出门的男人行色匆匆地消失在胡同口。笑果文化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北新桥一带的胡同里有几场开放麦会同时开始，演员们需要来回赶场。《脱口秀大会》引流到线下的观众数量让主办方之一的笑果文化惊喜 —— 我点开几个购票 app 试图订上一场正规演出的票，而出现在脱口秀演出的信息上多是 “已售罄” 和 “缺货” 的字样。

街上的风带着凉意，我迈着站了一小时有点僵硬的腿慢慢移动，开始构思我自己的单口喜剧段子。听了这么多不好笑的段子，我难免萌生了 “我也行” 的幻觉，以及上台说一段的冲动。

“你如果发现你的一位中关村同事天天准点下班而且形迹可疑，他肯定是个业余的脱口秀演员。我那天去听一个开放麦，观众里好多美女，比如我自己，一晚上没人搭讪也没人让座。难怪，那天的场子八成是 IT 人士。”

我想象自己在台上得意地吐槽，换来台下一片欢声笑语。忽然一个人大声说，“烂梗，一点都不好笑。” 笑声消失了，沉默让人耳鸣，我却想不出一句话划破包裹得越来越紧的窒息感。

我再一次庆幸自己没真的站在舞台上。脱口秀是普通人的舞台，但看起来，也不是所有普通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