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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E别的

    夏天了，年轻人还组乐队么？

    2020.09.22 | BY ivan |
    Bie-Side乐队
    “Bie-side” 的音乐选题确定后 ，编辑部首先想到的是用一篇恢宏的青年人群像描写为专题打头阵。讨论的过程中，同事们连连点头，无不认为把关注点从贩卖光鲜顶流的舞台上转移至摇滚精神上演真实传承的大学校园内，正好能把炒的如火如荼的音乐话题翻个面。
    然而采访过程中，几位同学五花八门的回答让人逐渐意识到，有代沟的双方对许多概念的理解有着不小偏差。一种态势似乎在青年人群身上显现 —— 独立乐队也好、节目歌手也罢，音乐的意义随其体式的淡化正发生变化；它不再单纯勾画某种特定青年文化的轮廓，而更像是一种谁都可以任意取用的产品。在符号因自身过度被引用而丧失意义的当下，这种 “快捷换装” 式的文化提供了一种便利。
    这篇专题开端预定的 “宏文” 本想捕捉所谓“摇滚精神”的传承，却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意外收获更广阔意义。从北京的在校大学生到成都的应届毕业生，再到大学年龄退学搞音乐的朋友，我们收集了一些年轻人做音乐的故事。这样细碎观察的集合放在 “Bie-side” 专题的最后成了开放的结尾。

    校园乐队：让本心变味，还是让初心更持久

    我们采访的三位学生乐队成员分别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大二学生高童，北京师范大学的大四学生刘峻澄，以及成都理工大学应届毕业生小桃。三位年轻人有着类似的校园社团身份，都在或曾在本校流行音乐相关的学生组织担任要职。
    这三所学校和几个当下活跃的独立音乐团体有所关联——北外的 “Future Orients 飞去来”、北师的 “丢莱卡” 都在各自的学生时代开始活跃，成都理工则被 “海朋森” 主唱陈思江提名为 “演出办得特别好” 的学校。
    根据刚刚新任北外 “爱乐协会” 副会长的高童介绍，“爱乐协会” 顶着笼统的名字实则是北外流行音乐爱好者的聚集地。他从上任社长嘴里听说，每年的招新报名的人都特别多。“我觉得可能会越来越多，因为最近文艺、综艺这一类对大家的吸引还是挺大的。” 对于自己上任副手后即将到来的第一次社团招新，高童充满了期待。
    怀抱着 “歌唱” 梦想的不少新人都会去爱乐协会报名，而 “全民K歌那种为主” 的报名学生大概有每年都有一两百人。高童和他的前任学长们制定了考核标准，“不能随便会弹唱的就来……（需要）花很多心血在听歌，或者说在尝试创作”，他进一步解释道，“我们这个社团会演出，主要是组乐队的形式去校内或者校外演出 —— 可能对音乐人要求比较高一点。” 经过层层筛选，去年新加入社团的新人和留存的老人目前一共才 70 来人，这其中，大部分人都是奔着组乐队来的，也有极个别成员喜欢也自己制作电子音乐。

    北外爱乐协会校内表演

    相对于刚刚出任副会长工作不久，又赶上疫情一直不在学校的高童，目前已经卸任 “北京师范大学吉他协会”（北师吉协） 会长的刘峻澄对校园内音乐社团情况有着更全面的了解：“做流行音乐主要是我们吉他协会。别的，比如说 ‘韶兮国乐社’ 和 ‘松风琴社’ 会做中国民乐。我们学校还有一个说唱组织，但是他们相当于是一个地下组织。实验音乐的话，玩的还是比较少。二次元很久以前有一个学姐。” 去年招新过后，吉他社的人数在 200 人左右。招新人数虽然相对稳定，但刘峻澄对自己管理协会的这几年有其他的观察，“每一次招新（大概）能组一到两个乐队，反正我在这几年情况会稍微差一些，偶尔会断。像去年新招的成员里现在只组出了两个乐队。” 北师大吉他协会前会长流露的一点点担忧似乎更适合放在北外爱乐协会新任副会长身上。在高童目前了解的范围内，北外爱乐协会下长期组建的乐队只有他参与的那一支，而协会外似乎一支都没有。
    比起北京的两位同学，毕业前在成都理工大学 “现代乐手协会” 担任副会长的小桃提到招新毫不担忧，甚至还显得有一点点骄傲。“人数变多了，毕竟我接手协会的时候群里才几十号人；现在只能说中规中矩，两三百号人……有四五个，从乐器小白带出来的乐队。”
    问及协会的操办理念，小桃说得直白，“我们的目的只是想把乐队这种演出形式变得平易近人一些，不希望大家有一种觉得组乐队是弹琴打鼓很厉害的大佬才能做的事情。” 为此，现代乐手协会同北师大的吉他社一样，会对新加入的社员开设零基础的各类乐器培训课程。

    现代乐手 “新生” 音乐会演出照片

    现代乐手协会邀请 deca joins 来校交流

    校园音乐社团不光为同学们提供提高吹拉弹唱水平的机会，更起到促成大家结成乐队走上舞台的作用。三所学校的音乐组织都会在招新时摆下摊位，通过露天表演吸引报名同学的注意。小桃这边会 “迎合大家演出一些比如周杰伦之类的流行歌曲，也有朋克、英伦这些”；刘峻澄则会根据吉他社社员们想翻唱表演什么安排，“枪花、电台头子、酷玩，主要是一些经典的，弹唱也会有陈奕迅、郝云、伍佰这些。” 他还强调，“制作比较低劣、有点甜那种口水歌” 是不能入选的。
    除了耍不开的招新现场，刘峻澄还会在校内积极策划更多的花样。“夏天做乐队专场，然后秋天做不插电。” 他的专场做得有模有样：定标题，想概念，设计海报，做纪念品，找学校批校内场地，还请回毕业后已开始活跃在城市独立场景内的师兄乐队 “丢莱卡” 挑大梁。

    北师吉协 呈现 夏日噪音趴：“夏日渐至，噪音极易挥发 / 不妨点燃 / 倾听悦耳的火光迸溅 / 拥抱温柔的滚滚气浪”

    秋天的演出，吉协没有找学校批场地，而是干脆从学校花园里的咖啡店里接了线，然后在旁边的平台上点起蜡烛。“就有点像那个涅槃那个 'MTV Unplugged' 的感觉。” 回想起当时的演出，刘峻澄觉得有滋有味。“我办过两次（不插电演出）。一个叫 ‘晚于晚秋’，一个叫 ‘早于早春’ 。这名字我觉得很有意思。”

    北师吉协的不插电之夜，有《阿尔罕布拉宫的回忆》指弹演奏、《加州旅馆》八人共演，也少不了 “Hey Jude” 全体合唱
    北外爱乐虽然只有一支长期组建的乐队，但仍用一种外人看来新奇的方法让分散于乐队编制外的社员们参与乐队表演。每当社长看到类似 “高校活动群” 中的校际互通活动嘉宾招募信息，他便会把内容转到自己社团的群里。群内演奏不同乐器的社员会根据自己的兴趣自愿结成临时队伍报名参加活动，几个人商量着排几首表演曲目，“然后到日子去表演，表演完回来散……出去的时候他们连临时起个名都不用，上台就是介绍鼓手、吉他手、贝斯手分别是谁……可能大家更喜欢介绍的是自己的名字。” 高童看到我对这样的方式有些不解，于是继续说明，“社团玩的性质可能更强一点。”
    高童一边以 bass 手的身份频繁参加校内外临时演出，一边和与自己同届的北外爱乐协会新任会长一起组着校内唯一的乐队。从翻唱 “丢火车” 乐队的《晚安》开始，6 人编制的乐队主要按照会长的想法排练一些乐队编制的流行歌。新裤子《生活因你而火热》尤为适合他们，多次被选作演出曲目。自己喜欢的是刺猬乐队和 “魔岩三杰”，但高童也愿意排这首，“因为首先它容易弹。第二是大家都很容易喜欢这首歌，但它又不是那种特别土，特别烂大街的，有那么一点点小众的元素在里面。最后，它毕竟是乐队形式，代表着一种新潮的文化。” 至于原创，高童觉得 “这些只是爱好” ，精力首要还是得放在学业上，所以乐队也还没太大突破。
    北师吉协的刘峻澄和成都理工的小桃也都有自己的乐队。
    刘峻澄当初在入学没多久刚进入北师吉协时就和志趣相投的朋友们组成乐队，最开始翻唱过 Guns N' Roses 版本的 “Knocking on Heaven's Door”。现在，用他自己的话讲，乐队更注重 “在西方音乐框架内实现现代汉语的诗性表达”，以偏向氛围化的 shoegaze、post-rock 方向进行原创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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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峻澄参与的 “乌鸦浪” 乐队 demo

    因为迷恋日本乐队 “Plastic Tree”，小桃初中就学过一段 bass ，进入大学后组乐队算是圆了自己一个梦。虽然个人常听的以 Led Zeppelin、Deep Purple、King Crimson、Yes 这些 60、70 年代经典摇滚为主，但小桃的乐队——把自己大致归类为 “日摇” —— 起点是翻唱谢天笑的《是谁把我带到这里》和反光镜的《只有音乐才是我的解药》，后来也排练过刺猬和后海大鲨鱼的歌。对于看似无厘头的风格变化，小桃笑呵呵地解答，“就是为了给大学生活留点回忆，毕竟只是一群学校里业余都算不上的爱好者。” 和媒体探讨创作理念这样的事对于她来说显然过于枯燥。
    三位或多或少受到时下综艺影响的年轻人谈及综艺有着大相径庭的看法。把做乐队认作一辈子追求的刘峻澄直言 “乐队的夏天” 这样的节目可以成为他追求的目标，“乐夏确实好像让乐队的未来更加明朗了一些，这个节目的客观效果是很不错的，它可以让更多人去喜欢乐队……不管最后结果如何，只要你有这个目标，你可能会坚持的更久。” 除了《轻音少女》这部动画番剧给他组乐队的动力外，“乐队的夏天” 也功不可没。
    说起乐队事情更为轻松的小桃在目前以考研为优先，想等学业落听再把个人玩乐队的事重新提上日程。但提到乐队综艺节目，她有着锋利的态度，认为音乐人一旦接受过渡综艺化和商业化的洗礼会 “让自己的本心变味” 。“我不喜欢国内（现在）的风气”，说到这里，她还特意调用了远不属于自己这个时代的 “魔岩三杰” 作为对照如今某 “一言难尽的综艺明星乐队” 的例子。“我自己更偏向于把乐队作为爱好去搞”，小桃觉得自己如果有一天有了能获得乐夏邀请的资本，到时候更不会愿意去参加。
    高童作为三人中最年轻的一位，在这一话题上有着相对模糊的看法。他一方面觉得以音乐为生的人更需要综艺或者曝光度，才能吃得了饭，才能再写歌；一方面又觉得商业的约束和逼迫会让音乐人在创作中应付了事，或是写一些连他们自己都不喜欢的东西。“乐队火了之后可能走的就是另外一条路线了。” 高童更多的是在担心乐队成名后为音乐之外的事务拖累，再做不成自己。

    退学的业余音乐人：做独立音乐人酷，做偶像也酷

    曹若嘉相比前面三位同学，在音乐道路上有着更为复杂的经历。她介绍自己近几年来游走在厂牌主理人、演出主办、乐队乐手、电子音乐人、自媒体写手、乐迷等身份之间。而令人咋舌的是，她今年也才 18 岁。一切对于她来说都发生的太快了。
    早同龄人 2、3 岁上学，小学受文艺的父母影响，学习民乐的同时开始弹吉他，在国外时通过豆瓣和互联网了解到国内还有 “寂寞.夏.日” 这样的独立音乐。初中回到成都，她还记得 15 年中考完就跑到草莓音乐节的震撼场景，“看到了后海大鲨鱼，他们要开始的时候我还一直站在后面。然后（音乐响起），突然看到所有的人都在往舞台跑” 那一刻，她深深感受到摇滚乐对自己的感召。
    或许是比身边人年纪小，需要武装自己；在青春萌芽的阶段，她觉得自己是异类， 跟另类、边缘的摇滚乐 “有一点契合”。在之后的一两年中，海朋森、Lonely Leary、Chinese Football 在舞台上的鲜活形象给予她持续的刺激。“不管 livehouse 里什么乐队演出，只要在现场我都会觉得很放松，有一种被拯救的感觉。可能这是为什么后来我要去玩乐队的原因。” 年幼就有很强个体意识的她对于摇滚乐有一种感激之情。这个时期，她开始以乐队形式翻唱 P.K. 14 的《燥眠夜》、刺猬乐队的《24 小时噪音聚会》。
    前往澳洲上高中的三年里，她会和当地 “Chinese Music Group” 的大学留学生一起表演民乐，也尝试组过自己的摇滚乐队。而 18 年在上海度过假期的日子里，她和本地乐队 “脏手指”、“解离的真实” 玩在一起，有了退学回国追求音乐人生涯的确切想法。退学后，她联合几位因 “网络情缘” 走到一起的朋友将个人计划 “Milkymoon” 拓展为乐队形式，并成立 “盯盯猫唱片”，发行自己乐队、队友个人计划以及其他同好年轻卧室音乐人的低保真摇滚乐。
    两年过后，如今回看目前已经搁置的 “盯盯猫” 的岁月，曹若嘉发出感慨：“它本质上是一个很甜，很少儿，很青春期的东西。我可能已经对甜蜜的东西有一点抗拒了。” 但盯盯猫在唱片宣传时使用的无厘头、网络化视觉/语言风格和组织演出时采用的  “no stage” 形式都透露出曹若嘉对于 DIY 精神的追求。她不喜欢中国一些所谓“独立大厂” 资本说话的现状。

    盯盯猫自己一手操办的 milkymoon 巡演

    而曹若嘉对自己搞独立音乐时同步发生的 “乐队的夏天” 和音乐综艺有着非常分裂的看法。首先，上节目的乐队不少和她有私交，她很高兴这些人 “走起来了”。对于熟人们纷纷登台，她没有什么可指摘的，甚至对于 “达达乐队” 这样的老乐队站上综艺舞台完全无法抵抗。“我真的都差点哭了，没有办法。”
    但同时，她眼里的乐队圈风气变了。“我觉得中国现在整个音乐环境，特别像是一种暴发户的环境，它的根基一点都不稳。现在很多做乐队的人自己把自己捧的很高……可能他们觉得出去巡演就是要去把票卖光，才算做好了准备。” 她印象里去年自己乐队巡演行至成都遇到了一个当地的音乐人，被很直接地怼了一句，“我都不知道你哪里来的勇气，都没有人听的乐队，还跑出去巡演。” 在她看来这简直不可理喻，“上车走人” 的 DIY 方式才是真正的摇滚。
    在察觉到她对于这个话题的言行有微妙的错位感觉后，我把问题指向得更明确了一些：你作为以 DIY 为行动主导精神的年轻音乐人，会不会参加综艺选秀？
    “其实我说出来又有点打我自己的脸，如果乐夏会邀请我的话，我会考虑去。” 曹若嘉的回答就像把分层的咖啡和牛奶搅在了一起，“我有想去往主流发展的想法。以后去北京以后可能也会去参与一些，比如说腾讯的综艺节目。”
    “我觉得做偶像是一件特别酷的事情，你可以理解吗？”乐队和偶像的话题在她的回复里被打通了。“疫情期间我看了一个选秀类的节目，突然觉得自己的另一种热血，一种激情被激活了。” 在自己的阐述中，她提到 “输出能量” 的概念。她向往在大的舞台上“把这些事情传递给更多的人，而不仅仅在 livehouse 里面去感染那么一两百个人。”
    曹若嘉对于个体与资本的角力有着相对乐观的看法。她把希望寄托在从小就在生活中扮演着神奇触媒作用的互联网。“所以我就在想我能不能把自己变成一个 ‘资本’ —— 我不是说我靠钱，现在是媒体的时代。” 她想在相对自由的状态下，争取到关注。 

    尾声

    做乐队是酷的，成为偶像是酷的，DIY 是酷的，一段情怀提上台前重演是酷的，为留下回忆组校园乐队是酷的，把做乐队定为一生追求当然也是酷的；同学们出自不同角度的回答对于在某些概念上有预设的我有时堪比震撼教育。为年轻人哀叹时代如此不堪显得那么多此一举：年轻人面对社会不光有对抗的一腔热血还有共存的狡黠。
    借用专题开篇时提到的 A-side 与 B-side 的概念，文化就是实时刻入又播放不同声音的那张唱片。那些年轻人的话 —— 浅显也好，深刻也罢 —— 就刻在彼此的背面。然后，一方唱罢，唱盘翻转又会播放另一些声音。
    “Bie-side” 的音乐选题确定后 ，编辑部首先想到的是用一篇恢宏的青年人群像描写为专题打头阵。讨论的过程中，同事们连连点头，无不认为把关注点从贩卖光鲜顶流的舞台上转移至摇滚精神上演真实传承的大学校园内，正好能把炒的如火如荼的音乐话题翻个面。
    然而采访过程中，几位同学五花八门的回答让人逐渐意识到，有代沟的双方对许多概念的理解有着不小偏差。一种态势似乎在青年人群身上显现 —— 独立乐队也好、节目歌手也罢，音乐的意义随其体式的淡化正发生变化；它不再单纯勾画某种特定青年文化的轮廓，而更像是一种谁都可以任意取用的产品。在符号因自身过度被引用而丧失意义的当下，这种 “快捷换装” 式的文化提供了一种便利。
    这篇专题开端预定的 “宏文” 本想捕捉所谓“摇滚精神”的传承，却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意外收获更广阔意义。从北京的在校大学生到成都的应届毕业生，再到大学年龄退学搞音乐的朋友，我们收集了一些年轻人做音乐的故事。这样细碎观察的集合放在 “Bie-side” 专题的最后成了开放的结尾。

    校园乐队：让本心变味，还是让初心更持久

    我们采访的三位学生乐队成员分别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大二学生高童，北京师范大学的大四学生刘峻澄，以及成都理工大学应届毕业生小桃。三位年轻人有着类似的校园社团身份，都在或曾在本校流行音乐相关的学生组织担任要职。
    这三所学校和几个当下活跃的独立音乐团体有所关联——北外的 “Future Orients 飞去来”、北师的 “丢莱卡” 都在各自的学生时代开始活跃，成都理工则被 “海朋森” 主唱陈思江提名为 “演出办得特别好” 的学校。
    根据刚刚新任北外 “爱乐协会” 副会长的高童介绍，“爱乐协会” 顶着笼统的名字实则是北外流行音乐爱好者的聚集地。他从上任社长嘴里听说，每年的招新报名的人都特别多。“我觉得可能会越来越多，因为最近文艺、综艺这一类对大家的吸引还是挺大的。” 对于自己上任副手后即将到来的第一次社团招新，高童充满了期待。
    怀抱着 “歌唱” 梦想的不少新人都会去爱乐协会报名，而 “全民K歌那种为主” 的报名学生大概有每年都有一两百人。高童和他的前任学长们制定了考核标准，“不能随便会弹唱的就来……（需要）花很多心血在听歌，或者说在尝试创作”，他进一步解释道，“我们这个社团会演出，主要是组乐队的形式去校内或者校外演出 —— 可能对音乐人要求比较高一点。” 经过层层筛选，去年新加入社团的新人和留存的老人目前一共才 70 来人，这其中，大部分人都是奔着组乐队来的，也有极个别成员喜欢也自己制作电子音乐。

    北外爱乐协会校内表演

    相对于刚刚出任副会长工作不久，又赶上疫情一直不在学校的高童，目前已经卸任 “北京师范大学吉他协会”（北师吉协） 会长的刘峻澄对校园内音乐社团情况有着更全面的了解：“做流行音乐主要是我们吉他协会。别的，比如说 ‘韶兮国乐社’ 和 ‘松风琴社’ 会做中国民乐。我们学校还有一个说唱组织，但是他们相当于是一个地下组织。实验音乐的话，玩的还是比较少。二次元很久以前有一个学姐。” 去年招新过后，吉他社的人数在 200 人左右。招新人数虽然相对稳定，但刘峻澄对自己管理协会的这几年有其他的观察，“每一次招新（大概）能组一到两个乐队，反正我在这几年情况会稍微差一些，偶尔会断。像去年新招的成员里现在只组出了两个乐队。” 北师大吉他协会前会长流露的一点点担忧似乎更适合放在北外爱乐协会新任副会长身上。在高童目前了解的范围内，北外爱乐协会下长期组建的乐队只有他参与的那一支，而协会外似乎一支都没有。
    比起北京的两位同学，毕业前在成都理工大学 “现代乐手协会” 担任副会长的小桃提到招新毫不担忧，甚至还显得有一点点骄傲。“人数变多了，毕竟我接手协会的时候群里才几十号人；现在只能说中规中矩，两三百号人……有四五个，从乐器小白带出来的乐队。”
    问及协会的操办理念，小桃说得直白，“我们的目的只是想把乐队这种演出形式变得平易近人一些，不希望大家有一种觉得组乐队是弹琴打鼓很厉害的大佬才能做的事情。” 为此，现代乐手协会同北师大的吉他社一样，会对新加入的社员开设零基础的各类乐器培训课程。

    现代乐手 “新生” 音乐会演出照片

    现代乐手协会邀请 deca joins 来校交流

    校园音乐社团不光为同学们提供提高吹拉弹唱水平的机会，更起到促成大家结成乐队走上舞台的作用。三所学校的音乐组织都会在招新时摆下摊位，通过露天表演吸引报名同学的注意。小桃这边会 “迎合大家演出一些比如周杰伦之类的流行歌曲，也有朋克、英伦这些”；刘峻澄则会根据吉他社社员们想翻唱表演什么安排，“枪花、电台头子、酷玩，主要是一些经典的，弹唱也会有陈奕迅、郝云、伍佰这些。” 他还强调，“制作比较低劣、有点甜那种口水歌” 是不能入选的。
    除了耍不开的招新现场，刘峻澄还会在校内积极策划更多的花样。“夏天做乐队专场，然后秋天做不插电。” 他的专场做得有模有样：定标题，想概念，设计海报，做纪念品，找学校批校内场地，还请回毕业后已开始活跃在城市独立场景内的师兄乐队 “丢莱卡” 挑大梁。

    北师吉协 呈现 夏日噪音趴：“夏日渐至，噪音极易挥发 / 不妨点燃 / 倾听悦耳的火光迸溅 / 拥抱温柔的滚滚气浪”

    秋天的演出，吉协没有找学校批场地，而是干脆从学校花园里的咖啡店里接了线，然后在旁边的平台上点起蜡烛。“就有点像那个涅槃那个 'MTV Unplugged' 的感觉。” 回想起当时的演出，刘峻澄觉得有滋有味。“我办过两次（不插电演出）。一个叫 ‘晚于晚秋’，一个叫 ‘早于早春’ 。这名字我觉得很有意思。”

    北师吉协的不插电之夜，有《阿尔罕布拉宫的回忆》指弹演奏、《加州旅馆》八人共演，也少不了 “Hey Jude” 全体合唱
    北外爱乐虽然只有一支长期组建的乐队，但仍用一种外人看来新奇的方法让分散于乐队编制外的社员们参与乐队表演。每当社长看到类似 “高校活动群” 中的校际互通活动嘉宾招募信息，他便会把内容转到自己社团的群里。群内演奏不同乐器的社员会根据自己的兴趣自愿结成临时队伍报名参加活动，几个人商量着排几首表演曲目，“然后到日子去表演，表演完回来散……出去的时候他们连临时起个名都不用，上台就是介绍鼓手、吉他手、贝斯手分别是谁……可能大家更喜欢介绍的是自己的名字。” 高童看到我对这样的方式有些不解，于是继续说明，“社团玩的性质可能更强一点。”
    高童一边以 bass 手的身份频繁参加校内外临时演出，一边和与自己同届的北外爱乐协会新任会长一起组着校内唯一的乐队。从翻唱 “丢火车” 乐队的《晚安》开始，6 人编制的乐队主要按照会长的想法排练一些乐队编制的流行歌。新裤子《生活因你而火热》尤为适合他们，多次被选作演出曲目。自己喜欢的是刺猬乐队和 “魔岩三杰”，但高童也愿意排这首，“因为首先它容易弹。第二是大家都很容易喜欢这首歌，但它又不是那种特别土，特别烂大街的，有那么一点点小众的元素在里面。最后，它毕竟是乐队形式，代表着一种新潮的文化。” 至于原创，高童觉得 “这些只是爱好” ，精力首要还是得放在学业上，所以乐队也还没太大突破。
    北师吉协的刘峻澄和成都理工的小桃也都有自己的乐队。
    刘峻澄当初在入学没多久刚进入北师吉协时就和志趣相投的朋友们组成乐队，最开始翻唱过 Guns N' Roses 版本的 “Knocking on Heaven's Door”。现在，用他自己的话讲，乐队更注重 “在西方音乐框架内实现现代汉语的诗性表达”，以偏向氛围化的 shoegaze、post-rock 方向进行原创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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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峻澄参与的 “乌鸦浪” 乐队 demo

    因为迷恋日本乐队 “Plastic Tree”，小桃初中就学过一段 bass ，进入大学后组乐队算是圆了自己一个梦。虽然个人常听的以 Led Zeppelin、Deep Purple、King Crimson、Yes 这些 60、70 年代经典摇滚为主，但小桃的乐队——把自己大致归类为 “日摇” —— 起点是翻唱谢天笑的《是谁把我带到这里》和反光镜的《只有音乐才是我的解药》，后来也排练过刺猬和后海大鲨鱼的歌。对于看似无厘头的风格变化，小桃笑呵呵地解答，“就是为了给大学生活留点回忆，毕竟只是一群学校里业余都算不上的爱好者。” 和媒体探讨创作理念这样的事对于她来说显然过于枯燥。
    三位或多或少受到时下综艺影响的年轻人谈及综艺有着大相径庭的看法。把做乐队认作一辈子追求的刘峻澄直言 “乐队的夏天” 这样的节目可以成为他追求的目标，“乐夏确实好像让乐队的未来更加明朗了一些，这个节目的客观效果是很不错的，它可以让更多人去喜欢乐队……不管最后结果如何，只要你有这个目标，你可能会坚持的更久。” 除了《轻音少女》这部动画番剧给他组乐队的动力外，“乐队的夏天” 也功不可没。
    说起乐队事情更为轻松的小桃在目前以考研为优先，想等学业落听再把个人玩乐队的事重新提上日程。但提到乐队综艺节目，她有着锋利的态度，认为音乐人一旦接受过渡综艺化和商业化的洗礼会 “让自己的本心变味” 。“我不喜欢国内（现在）的风气”，说到这里，她还特意调用了远不属于自己这个时代的 “魔岩三杰” 作为对照如今某 “一言难尽的综艺明星乐队” 的例子。“我自己更偏向于把乐队作为爱好去搞”，小桃觉得自己如果有一天有了能获得乐夏邀请的资本，到时候更不会愿意去参加。
    高童作为三人中最年轻的一位，在这一话题上有着相对模糊的看法。他一方面觉得以音乐为生的人更需要综艺或者曝光度，才能吃得了饭，才能再写歌；一方面又觉得商业的约束和逼迫会让音乐人在创作中应付了事，或是写一些连他们自己都不喜欢的东西。“乐队火了之后可能走的就是另外一条路线了。” 高童更多的是在担心乐队成名后为音乐之外的事务拖累，再做不成自己。

    退学的业余音乐人：做独立音乐人酷，做偶像也酷

    曹若嘉相比前面三位同学，在音乐道路上有着更为复杂的经历。她介绍自己近几年来游走在厂牌主理人、演出主办、乐队乐手、电子音乐人、自媒体写手、乐迷等身份之间。而令人咋舌的是，她今年也才 18 岁。一切对于她来说都发生的太快了。
    早同龄人 2、3 岁上学，小学受文艺的父母影响，学习民乐的同时开始弹吉他，在国外时通过豆瓣和互联网了解到国内还有 “寂寞.夏.日” 这样的独立音乐。初中回到成都，她还记得 15 年中考完就跑到草莓音乐节的震撼场景，“看到了后海大鲨鱼，他们要开始的时候我还一直站在后面。然后（音乐响起），突然看到所有的人都在往舞台跑” 那一刻，她深深感受到摇滚乐对自己的感召。
    或许是比身边人年纪小，需要武装自己；在青春萌芽的阶段，她觉得自己是异类， 跟另类、边缘的摇滚乐 “有一点契合”。在之后的一两年中，海朋森、Lonely Leary、Chinese Football 在舞台上的鲜活形象给予她持续的刺激。“不管 livehouse 里什么乐队演出，只要在现场我都会觉得很放松，有一种被拯救的感觉。可能这是为什么后来我要去玩乐队的原因。” 年幼就有很强个体意识的她对于摇滚乐有一种感激之情。这个时期，她开始以乐队形式翻唱 P.K. 14 的《燥眠夜》、刺猬乐队的《24 小时噪音聚会》。
    前往澳洲上高中的三年里，她会和当地 “Chinese Music Group” 的大学留学生一起表演民乐，也尝试组过自己的摇滚乐队。而 18 年在上海度过假期的日子里，她和本地乐队 “脏手指”、“解离的真实” 玩在一起，有了退学回国追求音乐人生涯的确切想法。退学后，她联合几位因 “网络情缘” 走到一起的朋友将个人计划 “Milkymoon” 拓展为乐队形式，并成立 “盯盯猫唱片”，发行自己乐队、队友个人计划以及其他同好年轻卧室音乐人的低保真摇滚乐。
    两年过后，如今回看目前已经搁置的 “盯盯猫” 的岁月，曹若嘉发出感慨：“它本质上是一个很甜，很少儿，很青春期的东西。我可能已经对甜蜜的东西有一点抗拒了。” 但盯盯猫在唱片宣传时使用的无厘头、网络化视觉/语言风格和组织演出时采用的  “no stage” 形式都透露出曹若嘉对于 DIY 精神的追求。她不喜欢中国一些所谓“独立大厂” 资本说话的现状。

    盯盯猫自己一手操办的 milkymoon 巡演

    而曹若嘉对自己搞独立音乐时同步发生的 “乐队的夏天” 和音乐综艺有着非常分裂的看法。首先，上节目的乐队不少和她有私交，她很高兴这些人 “走起来了”。对于熟人们纷纷登台，她没有什么可指摘的，甚至对于 “达达乐队” 这样的老乐队站上综艺舞台完全无法抵抗。“我真的都差点哭了，没有办法。”
    但同时，她眼里的乐队圈风气变了。“我觉得中国现在整个音乐环境，特别像是一种暴发户的环境，它的根基一点都不稳。现在很多做乐队的人自己把自己捧的很高……可能他们觉得出去巡演就是要去把票卖光，才算做好了准备。” 她印象里去年自己乐队巡演行至成都遇到了一个当地的音乐人，被很直接地怼了一句，“我都不知道你哪里来的勇气，都没有人听的乐队，还跑出去巡演。” 在她看来这简直不可理喻，“上车走人” 的 DIY 方式才是真正的摇滚。
    在察觉到她对于这个话题的言行有微妙的错位感觉后，我把问题指向得更明确了一些：你作为以 DIY 为行动主导精神的年轻音乐人，会不会参加综艺选秀？
    “其实我说出来又有点打我自己的脸，如果乐夏会邀请我的话，我会考虑去。” 曹若嘉的回答就像把分层的咖啡和牛奶搅在了一起，“我有想去往主流发展的想法。以后去北京以后可能也会去参与一些，比如说腾讯的综艺节目。”
    “我觉得做偶像是一件特别酷的事情，你可以理解吗？”乐队和偶像的话题在她的回复里被打通了。“疫情期间我看了一个选秀类的节目，突然觉得自己的另一种热血，一种激情被激活了。” 在自己的阐述中，她提到 “输出能量” 的概念。她向往在大的舞台上“把这些事情传递给更多的人，而不仅仅在 livehouse 里面去感染那么一两百个人。”
    曹若嘉对于个体与资本的角力有着相对乐观的看法。她把希望寄托在从小就在生活中扮演着神奇触媒作用的互联网。“所以我就在想我能不能把自己变成一个 ‘资本’ —— 我不是说我靠钱，现在是媒体的时代。” 她想在相对自由的状态下，争取到关注。 

    尾声

    做乐队是酷的，成为偶像是酷的，DIY 是酷的，一段情怀提上台前重演是酷的，为留下回忆组校园乐队是酷的，把做乐队定为一生追求当然也是酷的；同学们出自不同角度的回答对于在某些概念上有预设的我有时堪比震撼教育。为年轻人哀叹时代如此不堪显得那么多此一举：年轻人面对社会不光有对抗的一腔热血还有共存的狡黠。
    借用专题开篇时提到的 A-side 与 B-side 的概念，文化就是实时刻入又播放不同声音的那张唱片。那些年轻人的话 —— 浅显也好，深刻也罢 —— 就刻在彼此的背面。然后，一方唱罢，唱盘翻转又会播放另一些声音。
    2020.09.22 | BY ivan |
    • 设计：冬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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