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钩的家乡内蒙古，牧区的少数人依然遵从一种古老的天葬习俗：给亡者净身，换上新衣服，或是用白布裹紧全身，随后放在一种叫做“勒勒车”的马拉平板车上。驱赶马儿向前疾行，尸体掉落在哪里，哪里便是亡者的安身处。

说起来有种原始感，但仔细想来，这样的归去挺奢侈的。城市生活没有空间给你跑马，也就无从给你提供选择掉落何处的权利。你只能选择更不粗犷的死法，或者设计出一种更为都市丽人的死法。

聊死法的话，这个话题似乎扯得有点过大了。死亡和每个人的距离有多近，在当下这个时刻，已经免于被我们笨拙地加以阐释。而我们依然是忌讳的。“死”与“亡”，字眼被封堵在唇舌之外，小孩子没有“腰（夭）”，要说“我回家了”而不是“我走了”，筷子的命运不包含被竖直插在米饭里这个选项，衣服如果开成左衽，走夜路说不定会把人吓到半死。

与其说是体面地绕开它剜出的深渊，不如说是在抱头躲闪它的名讳，冲着词语讨要一种虚无的吉利，仪式于是从这个缝隙里产生。但这不应该。生前身后对于我们与我们的想象力来说，本不至于闭锁成一片荒原。如果说真实和具体是对实相的一种逼近，我们不如来尝试聊聊看吧，就由“你穿什么出席你自己的葬礼”开始。

将时间往前拨至 2015 年，那年发生了几件不大不小的事。经济学人智库发布了该年度的全球 80 个国家死亡质量指数报告，中国的指数排行在倒数第九，夹在埃塞俄比亚与博茨瓦纳之间；台湾高雄某地办了一场寿衣时装走秀，不仅邀请了知名设计师，据新闻说，现场模特还能提供身着样衣入棺材的“试躺”服务；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举办了“Death Becomes Her”主题展览，样式精美的丧服女裙被汇聚、绽放在观者眼前，引起不小的关注和讨论。

西方的“丧服时尚”井喷于一切事物都浪漫至死的维多利亚时代，由于女王身体力行地穿戴了好几十年的丧服，死亡这个议题一度成为一种阳光下的艺术，亡者艺术照便是那时开始兴起。那之后，黑色开始稳步进驻时尚圈，并由身世成谜的可可·香奈儿这位女士发扬光大。

再往后些，来到五十年前的美国，丧葬时尚与酷儿文化开始产生深刻联系。有一位参与过“石墙运动”的同性恋教授，曾带着金钩和同学们逛华盛顿广场。她向他们回忆，当时纽约的艾滋病大爆发，她的朋友中将近十分之一都去世了。那段时间她几乎两三天就要去一个葬礼，次数频繁到很难去想象。后来，她的又一位朋友确诊感染，倒数的日子里大家都很低落，那位朋友希望能给大家一些活下去的动力和希望，临终前特别叮嘱布置了自己的葬礼现场，请了一个脱衣舞团队来为大家表演“隔棺搔痒”，在他的棺材上热舞。他似乎在对活下来的朋友们说，不要被艾滋病打倒，该生活还是要去生活。没有人该为自己活过爱过而负罪，你有绚烂的一生，也该绚烂地告别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