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封前，我带着一本书从大理逃到成都

2023.01.17 | BY biede |

上野千鹤子女性始于极限生活

编者按：

「

这是关于一个人和一本书的故事。讲述者在三个月前放弃大理的生活，处理了所有书只留下个独苗，那本书叫《始于极限：女性主义往复书简》。

你兴许对这本书非常不陌生，自中文简体版面世这 4 个月，它霸过无数次榜、占了无数屏头条，在不久前成为豆瓣 2022 年度图书。虽然豆瓣今年的年度书影音总结因为没太走心而挨了很多骂，上野千鹤子与铃木凉美合著的这本书，却是读者眼中毋庸置疑的年度最佳。

年末是各路总结的高频出没时段，这里写下的是她的特别年度总结，混合了个人过去一年的生活经历，以及方块字如何与真实生活互相映照。也许就像书里所说，

“这些年生活的世界都位于边界之内，而我今后应该拥抱的世界就在极限之外。从受迫而为的状态进化到了明知故犯的状态，所以我们不是单纯的历史受害者，而是以复杂的方式不断重复受害与加害，同时坚强地活着。”

」

十月份，我从大理搬到了成都。那时候成都刚经历完九月的静默，而我在大理待了一年多，一次核酸都没做过，身边人都觉得我疯了。

是的，我疯了。2022 年以来，因为不想做核酸、不愿面对买不到药，被限制自由，被拉去方舱的风险，我一直呆在大理，整整十个月，我躲过了疫情，躲过了封锁，但没有躲过恐惧和抑郁，我在大理晴空万里的乡下快憋疯了。

更可悲的是，与社交媒体上疯传的那些小视频相比，“因为不想做核酸而一直待在同一个地方”的苦闷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明明是一种小布尔乔亚式的矫情，却被我自恋地解读成是对权力的消极抵抗。想通了这一点后，我选择乖乖做核酸，去往下一个目的地。

图源：电影《弗兰西丝·哈》

离开大理的前几天，像往常离开任何地方一样，能扔的东西我都扔了，几件家具我留给了房东，仅携带“必要”的几件衣服、电脑手机 Kindle 和化妆包上路，从 Z-library 上下载好相对应的备份后，我把所有纸质书都打包卖给了多抓鱼，只带走了一本《始于极限》。

这是一本新书，收录了疫情在日本爆发后，上野千鹤子和入围芥川文学奖的日本作家铃木凉美持续一年的通信，副标题是“女性主义往复书简”，但其实里面的话题囊括多元，从三位一体的恋爱、性、婚姻，到每个社会人必然关心的能力、工作和独立，我看了一半，还没看完。

你要问这本书是哪里打动了一颗漂泊者的心，理由可以很高尚。上野千鹤子说，女性主义是弱者也能得到尊重的学问，这三年来，面对人祸天灾，谁又不是弱者呢？说不定下一个被锤的就是我。关心弱者就是关心自己，更何况我还是个女的。

成都结合部，玉林乌托邦

飞机颠簸中，我翻开《始于极限》讨论“独立”的章节。

上野千鹤子是拿固定薪水的东京大学教师，而铃木凉美是已经出了十几本书的自由撰稿人，研究生毕业论文写“ AV 女演员的社会学”就集结成册出版，还在 2022 上半年与下半年连续两次入围芥川文学赏。在这轮通信中，上野千鹤子对她说，你选择了自由职业，就是选择了一种没有保障的生活。而铃木凉美在回信中说了一大堆，什么自由撰稿人没有保障，逃不过被市场消费用完即弃的那一天，“找个正式雇员结婚会保险一点”。

图源：剧集《家族的形式》

我放下了书本，心想这两人也太没劲了，一个古板，一个焦虑。大理是自由职业者，或者说灵活就业者的天堂，这里聚集着一批旁逸出主流轨道的年轻人，有的在追 web 3.0 的风口，有的躲避影视寒冬，每天宅在家里看大量的书，有的就在咖啡馆酒吧打打零工，下班后去蹭免费的迪，怎么活都能活得很舒服。

去一个新的地方落脚，第一件事就是租房子，从上海到大理到成都，这件事我已经干得很熟练。飞机落地后没几天，我就麻利地在各路中介的带领下选好了位于玉林片区的一间小套一，签了一年的合同，搬了进去。

我觉得玉林太好了，不是因为那首民谣和各色网红小店，而是因为它独一份的既大理又都会的“城乡结合部”气场。这里离 TAG 、FunkyTown 所在的科华北路很近，想在音乐和夜色中张牙舞爪随时都能去，而且整个片区的社区营造做得很好，每条街都有自己的社区咖啡馆，邻里之间很容易就能认识，上世纪 90 年代末诗人翟永明曾在这开了一间常有作家导演艺术家光临的“白夜酒吧”，宛若一个文艺乌托邦。

在书店的市集，我结识了做设计的 Y ，他和我同样喜欢千禧年前后的音乐，我们商量着疫情放开后要搞一个王菲和窦唯的专场 party 。

某一天下午我散步去家附近人气颇高的咖啡馆办公，个子高挑的店员 M 一眼就认出了我的电脑屏保是杨德昌的《麻将》。一交谈才知道原来她是戏文系毕业的学生，原先在北京一家影视公司工作，回成都后先在本地做电影放映的机构待了一阵子，不喜欢就辞职来了这家店当店员，偶尔会给电影节投稿。她给我看了她写的剧本。

图源：电影《麻将》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成都的租房市场水太深。到了成都我才打听到，这里的中介费是一个月，完全由租客这边出，房租按惯例是季付，押一付三，而且水电煤全都不包，连宽带都要自己装，我的财务危机感一下从脚底涌上太阳穴。

于是我立马谈了两个新合作，一家是做本地青年文化的机构，工作室就在玉林附近，临近年底，在策划一篇关于新冠三年年轻人生活的年终洞察，另一家是 base 上海的公关传播公司，他们刚接手一个定位青年文化的商业地产项目（这年头谁都想赚年轻人的钱），年前需要两篇急稿，一个字两块。

搬来成都的头一个月里，我白天专心窝在家里写稿，给自己做饭，网购绿植和地毯布置新居，晚上去小店喝酒、找 M 聊天，看来来往往的客人和猫，偶尔和 Y 一起去逛唱片店，淘到了一张封面是 Y2K 风格的王菲黑胶唱片。有那么几个时刻，内心升起了一种在 2022 年显得不那么真实的希望感，似乎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平庸或失败可以，平庸的失败不行

然而，鲁迅那句话怎么说来着，“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没熬到年底，我的两个新项目——都黄了。

而且还都不是我的问题。成都本地的那家小工作室，在我参加完他们年终策划的头脑风暴会后，突然告诉我，因为预算有限，年终策划的项目取消了。而上海的公关公司更奇怪，我刚提交完大纲，按理说对方确认完毕了要先给我预付一半定金，可是整整七天了，和我对接的那个女孩，微信电话 iMessage 一点回音都没有，我真的怀疑她是不是死了。

这么一来，我下个月的生活费又没有着落了。不仅要重新谈合作，找选题，之前半个月的努力还都白费了。心情不佳！离开大理两个月，虚幻的自由感逐渐沉入海底，我不禁转换视角，用城里人的世俗眼光来打量自己——真的挺惨的，没有稳定工作，没有存款，没车没房，家人发小不在身边，甚至连男朋友都没有，下个月的生活费还不知道从哪里来。

想到上野千鹤子那句，在疫情期间做一个自由职业者，就像“赤手空拳立于荒野之中”，我硬着头皮再次翻开了《始于极限》里让我不舒服的那个章节，发现两位前辈的讨论没有止步于焦虑和抱怨，而是提出了解决方案，那就是“脚踏实地，积淀出不受时代和潮流影响的东西”，铃木凉美同为自由职业的母亲说得更富诗意，“希望你拿出更有意义的作品，为后人铺路搭桥，树立路标，甚至建起庇护所或瞭望塔。”

其实我离开职场，选择自由职业，原本是想搞点自己的，不那么速朽的，有份量的东西。

而我在大理的这一年多，自由职业的路是走得挺顺的，可除了几篇爆款文章，什么东西也没创作出来。我认为究其原因是，大理不是一个适合做事的地方，它不鼓励任何野心，但包容一切形式的丧和失败。大理也找不到一起做事的人，一个真实的对照是，来成都之后我发呆的时间明显减少了，而过去我经常一动不动躺在沙发袋上望着远处苍山的薄雾和沉甸甸的云想东想西，几个小时过去了，心里还一点负罪感都没有。

最近新播出的剧《去有风的地方》很好地诠释了大理人的日常生活

我想，“我可以接受平庸，也可以接受失败，但不能接受平庸的失败。”

于是我发信息给 M ：“我活不下去了。”

M 听完我的倒霉事儿后安慰了我几句，开玩笑说大不了和她一块干体力活，给人端茶送水。

“说正经的，我们成立一个写作小组吧，每天督促对方写东西，写得好不好不重要，重要的是一直在写。”

“好啊。”M 马上回道，语气有点敷衍，我以为她并不怎么感兴趣，毕竟，在下坠的生活中很难承认自己还有严肃的追求，在大理，我见过很多表面轻浮内心深沉的人，他们认真地在两种生活中挣扎，很努力地不去努力，始终找不到和这个世界好好相处的方式，我也一样。

十分钟后，她又发来一串回复，“原本以为远离了讨厌的职场环境我会高兴，可我来这也半个月了，体力劳动舒服是舒服，踏实也踏实，但精神始终是虚空的，再怎么说服自己也高兴不起来，咱们就试试吧。”

“性是一场小死亡”

创作是太太太太艰难的事情，自从和 M 达成互相监督的约定后，我们每天写 1000 字，写完发送给对方，不做草率的评价，只是写，生活逐渐漏进来一点点夹缝中的光。

但我这个人有个缺点，就是对无聊的容忍度很低，接活和创作都是很枯燥的事情，我需要找点乐子来平衡，最初的新鲜感过去后，很快我就发现城市和大理一样闷。好玩的活动常常因为疫情被临时取消，去之前不仅要打电话问清防疫政策，还要算好时间做核酸。自己组织一场活动吧，我刚来人生地不熟，之前和 Y 聊得热火朝天的王菲窦唯专场 party ，也因为他这个人天气一冷就 emo 而没有下文。

渐渐地，大家都不出来玩了，疫字当头，就找不到一块有趣的净土了吗？

大老远跑来成都却没得玩的心情 be like ，图源：剧集《白莲花度假村》

于是我把手伸向了约会软件。熟悉的界面，我迅速上传了几张照片，简介上写“刚来成都，交点朋友”。一个自称是 DJ 的男生问我要不要过去找他玩，给我发了一个地点。我点进去一看，是一家位于兰桂坊的酒吧。

自从大理我常去的两家 club 都关门了之后，我很久没有去夜场玩了。大家都是成年人，去了之后会发生什么，心照不宣。想到即将面对的刺激而危险的情境，我感到一股兴奋来袭，同时又有点心悸，静止在书桌前的凳子上不知如何是好。

那时我碰巧读到了《始于极限》里两人关于“恋爱与性”的讨论，上野千鹤子说“和一个不尊重自己的人发生性关系，就是将身体和灵魂扔进阴沟里”，铃木凉美曾经是一个 AV 女演员，前后在夜世界有 10 年，她进一步说道：长时间近距离目睹人们在平时社会生活中不会暴露出来的一面，会让本不至于失去的希望和信任以惊人的速度消磨殆尽，让人从根本上丢弃对他人的尊重。

看到这里时，我的心小小地震动了一下。虽然我没有进入过风俗业，但回想起自己所经历过的那些随意性，莫不都是和一个软件或者 club 随便哪里认识的人。总之我不尊重对方，对方也不尊重我，这种随意性的感觉就是很恰如其分地“将身心扔进阴沟里”，难怪每发生一次这样的事情，我都要用几个月的时间来自我厌恶，遗忘，然后又按捺不住欲望，再自我厌恶，遗忘，整个一恶性循环。

图源：剧集《伦敦生活》

上野千鹤子接着形容性是一场小死亡，“没有可以把自己交给对方的绝对安全感，就不可能在别人体内迎来小死亡。只有确信自己能复活，人才能容许自己小死亡一场。”

我不禁开始沉思，对啊，我渴望的明明是“小死亡”的体验，可却忽略了这要在“绝对安全”的环境下才能实现，否则便只能在失控带来的毁灭感和极端兴奋中来回游走，一种危险的愉悦，而非性的愉悦。是时候切断这个恶性循环了。

“而这种孤独是多么畅快”

这样想着，我停下了伸向约会软件的手，和蠢蠢欲动想要用欲望来拯救欲望的心。不仅因为受到了两位前辈的感召，也因为，我，病倒了。

原因不详，总之是重感冒。要知道那时成都仍在实施严厉的管控政策，而我一个从未经历过大规模抗疫的乡下人，切实地体会到了什么叫“他人经受的，我必经受”。

具体过程是这样的：感冒第一天，头昏脑胀，我用手机翻遍了线上买药平台，全部显示“请本人前往门店购买”，叫人代购也不行，出售感冒药的药店通通无法点选。于是我拖着病躯下楼找药店，却被工作人员告知需要提供 48 小时核酸报告。

我犹豫了。来成都之前，我给自己立下了一个原则：非必要不做核酸。秉持着这样的原则，我一边配合着落地即检、三天两检、漏检被赋黄码、黄码人员专门检测等政策，一边尽量在不影响日常生活的范围内少做、不做核酸，比如用走路和骑共享单车，来替代要求查看健康码和核酸的地铁出行。

图源：电影《时时刻刻》

第二天，头痛有如被封印，鼻涕喷嚏像水管爆破般接连涌出，我乖乖排队去做了核酸， 10 个小时之后，结果出来显示“阴性”，我羸弱地去往同一家药店，心想这下可以把药给我了吧，冷面的工作人员却告诉我，还需要再做一个鼻拭子采集。

眼看着感冒药近在咫尺，只要再妥协最后一步，折磨我的病痛就能得到缓解。我想起了我亲妈对我的告诫，没人关心我“非必要不做核酸”的原则，到头来还不是自己难为自己，又想起社交媒体上疯传的小视频，这只是一个小感冒，买不到感冒药我会死吗？不会。于是转头去了菜市场买水果。

在去菜市场的途中，我收到了来自电影节的拒信。几个月前，我给它们投了一个剧本，讲的是一个年轻人，他不是很喜欢这个世界，可又没有勇气自杀，因此他想了一个办法在社会层面上自杀，注销了所有社交媒体账号后，独自去到西伯利亚大草原生活的故事。

拒信上写着：主题有社会关怀，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个时代年轻人的困境，但情节和人物较单薄，支撑不起这个主题。作者对所处的世界有敏锐的观察和巧妙的切入角度，但还需更深入地扎根进生活里，不仅写出年轻人的颓废和虚无，更写出在面临困境时人性中永恒的力量感。

图源：电影《时时刻刻》

人真是一种脆弱的生物啊。身体一抱恙，精神就容易垮台。我可以蛮横地拒绝药店无理的防控要求，却抑制不住收到拒信后一个人躺在病榻上时心里的委屈和彷徨。我发消息给 Y ，但他这个人一起玩挺逗趣儿，关键时刻总是找不到人，不靠谱！我费了好大的劲才没把他拉黑，而 M 现在在上班，我也没有力气去店里找她，最后我打给了我妈，没打通。

我彻底崩不住了，泪珠如一颗颗晒好的大黄豆般砸在枕头上，哭累了后我木然地拿起尘封在床头柜上的那本书《始于极限》，尽管我早已对这本书的内容滚瓜烂熟，而此刻，上野千鹤子的这几句话却格外说到我的心坎里。

面对小她三十岁的铃木凉美对无论是工作还是性，甚至是美好的女性友谊都无法填满内心空白的绝望，上野千鹤子反复表示：

活着就是孤独地面对自身的利己主义

无论如何最后都是孤身一人，区别不过早晚而已

恋爱非但没有使人与人相融，反而引领我们走向孤独，而这种孤独是多么畅快

谢谢上野老师，从大理到成都，我孤身一人，“而这种孤独是多么畅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