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的采访

绝对纯洁的老友记：混在一起，一块活

2020.01.03 | BY 别的次元 |

绝对纯洁音乐人

那里有个死的蜻蜓是吗？

不是。

是吧？

不是。是一钉子。

文隽近视，不然一定不会怀疑四五平米的小录音室里能出现蜻蜓，毕竟连夏天的蚊子都不太擅长那个屋子里生存。

2010 年，文隽离开北京，打包带走了属于怪力和 D-22 朋友们的一些不舍得的回忆，没想到在上海组个乐队这么难，花了六年。这期 别的电波 请来绝对纯洁，文隽和汤庭本意来聊聊音乐，最后变成跟杨子江的老友记，一道回忆 “活在一起” 的生存状态和通县土桥的出租屋里头，地漏旁边螺旋状的烟蒂。

别的电波：2013 年我去上海找你的时候你就说想组乐队，但是找不到人？

文隽：对，我 2010 年搬到上海，一直想组乐队。因为我不会乐器，必须找乐手，但那个时候大家都去玩电子、做DJ，我找不到人，就开始干别的事情 —— 6 年就过去了。

有一天晚上杨帆跟刘舸的乐队 TOW 去上海，我去看他们演出，喝多了很兴奋，到处跟人说话。有一个尼泊尔的朋友德斯道，在武汉上学，跟陆炎、左翼他们混，我就狂跟他说我在上海6年了没有找到人一起玩乐队，我说汤庭会弹吉他，但是我们就没有鼓手，然后他就给我介绍了一个贝斯手。

你缺鼓手，他介绍给你一贝斯手？

文隽：反正那天晚上我认识了张云，我也喝多了，说我们来排练，张云就很开心地答应了。

汤庭：我开始做绝对纯洁之前看过两个印象比较深的演出，一个是杨帆组的新乐队来上海，另外一个就是工工工，这两个乐队对我刺激挺大的。去看现场特别让人兴奋，给我本身带来刺激。

为什么叫绝对纯洁？

文隽：我有一天从迪卡侬开车出去，是一个地下车库，开出去的时候视野很窄，只看到对面高楼上竖着写的四个大字：“绝对纯洁”。红色的，非常严肃的字体。我觉得很魔幻，很荒唐，非常庄严的四个大字竖在那，你仔细一想这四个字是没有办法达到的，它很残酷，因为它太庄严，又无法达到，特别像一个玩笑。反正我被震撼了，就记住了这么一个名字。

绝对纯洁，摄影：申佩玉

现在你们做的东西感觉比较完整和深入，怪力和绝对纯洁的创作思路有什么差别？

文隽：前几天我在整理东西的时候翻出了一个 U 盘，里面有一场怪力暂停之前的演出视频。全国巡演最后一站，在北京 MAO。视频里头发现几首歌录得声音都爆了，你只能听到一个大概歌曲段落和感觉，但我觉得特别好，所以我现在在找怪力的人，接下去可能还要录单曲。

好像徐盛在电脑里也找到一些以前录音的资料。这些资料拼不成一个完整的歌，但就有一些东西我觉得特别棒。我觉得怪力有一个点很特殊，它的色彩。徐盛这个人弹吉他技术可以说非常的烂，但是他感觉很好，这是他的色彩，他有天赋。

前几年我跟一个朋友 —— 一个当代艺术家 —— 做了个行为艺术，当时我去给他拍照片。因为是在一个山里，我就开始采样山里的各种声音，那是 15 年的事情，我跟学生一起完成了一首歌给他，他叫唐狄鑫。后来这首歌徐盛做了一些编曲配器，然后我编了唱。

汤庭：后来这首歌听到后面我总觉得奇怪，最后发现往下降了半音，到最后整首歌降了半音。

文隽：我觉得他（徐盛）最好的地方就不管，他真的不管。节奏、拍子也都不管，什么时候谁想进谁就进，什么时候谁想停谁就停，也没有什么整的，乐句也不管你几遍。

汤庭拍的怪力乐队

绝对纯洁刚开始玩的时候动机比较多出自汤庭，他会在家里弹一些，用采样，或键盘，或吉他，然后拿到排练室，我们几个人就开始即兴，他放他编好的那一小段东西，我们就开始排他的动机。后来换了鼓手以后，这个情况就变得非常少了。现在变成我们每次排练动不动就在即兴。我们现在真的有十万个动机，太多动机了，没时间把它编完。

是不是要录新专辑了，准备怎么做？

文隽：一开始有一个方案是跟李青一起去日本录，去 Snapline 之前录专辑的棚录音。上回李青他们去录，体验特别好，觉得我们值得去感受一下，李青也跑到上海跟我们排练了，给我们提了很多非常有效的建议。

但是因为我们有很多个方案和可能性，我们也试着去联系了一下国外制作人，我刚刚说 Liars 的主唱安格斯 —— 我们都特别喜欢那个乐队 —— 他很感兴趣，现在就在不停地推进这个事情，最后有可能他来中国跟我们一起录。

摄影：汤庭

你 2010 年离开北京，那会儿我们状态应该差不多，提不起太多劲？

文隽：因为没有什么新东西出来，不管是以前的那批人做的东西也好，新的小孩出来做的乐队也好，就是没有什么新的东西，所以没有兴趣，也包括生活状态。

我离开北京以后，六年当中就工作来出差过一次，其他时间没有回过北京，因为觉得太伤感了。我想到有一次我看到，好像是詹盼还是谁的朋友圈，经过 D-22，拍了一个照片，说现在是一个披萨店，我当时看特别难受，还有一种想哭的感觉。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的青春期，是成长期。那个时候所有的朋友就会半夜突然打个电话，大家出来，沈玥有车，咱们去通县河边，就在通县的一座桥底下钻一个铁丝网的大狗洞，然后我们就到桥墩底下玩去了，还半夜打麻将什么的。那个时候是没有什么界限，也没事，然后也没钱。

确实，我当时住过没敢住过你们家，多晚我都得走。

文隽：那房子特别便宜，600 块钱一个月，在一个湿地，但是我们还是交不起房租。租的算是一个一居室，就是一个方块，也没有厅也没有什么东西，有一个厕所开间。两张床中间有一个沙发，然后一张茶几，还中间凭空地竖着一个电冰箱。

对，什么都不靠，立在中间，四边都没东西。

文隽：在我床脚那边的墙上有两张电脑桌，然后上面有两台电脑。

你那沙发上有几个衣服山，然后最牛逼的是厕所，那个地漏旁边是好几圈烟头，已经被自然冲刷，冲成螺旋状。他们家抽完烟以后就往地上扔，也不管，常年的洗澡水冲刷，就把烟头冲成一个漩涡状，巨牛逼，你自己摆都摆不了那么齐，摆一半你就烦了。

文隽：真的，我住的地方就是这样，到处都堆满了东西，然后而且各种东西混在一起。AV 大久保来北京演出，陆炎和谭超还住过我们家，我们就 4 个人挤两张床，晚上一片打呼声。后来施旭东还一个人住在梨园还是玉桥，他有一天半夜给我们打电话说爆炸了，家里的玻璃全碎了。我跟徐盛就赶紧骑自行车跑到他那边去看，原来他隔壁小区高楼有一家真的是煤气爆炸，然后起火了，把他们这边小区的玻璃窗全震碎了。

陆炎和汤庭

当时沈玥给徐盛介绍了一个工作，好像是在天娱做企宣？面试回来给他留了个作业，让他做一个李宇春演唱会的策划案。然后我们所有人来开会，一堆摇滚乐手，坐那想李宇春的策划案。

文隽：我们懂个屁，就是狗屁不懂，但是都大家都动员上了，反正有人写文案，有人想方案。

我做PPT美化。

文隽：我在干嘛？

你在家里头给他打气！

杨子江和徐盛

汤庭和徐盛

文隽：我觉得以前在北京的时候，只要你在这个地方演过，之后你去看演出，所有人都放你进去，就特别好，氛围好，也加上不专业，像我们之前说的生活状态，就是混在一起，也不分彼此，没有什么人跟人之间物资上的区分。不光是物资上，包括情感上、规则上没有界限，我觉得界限感非常模糊。

那个时候不像现在大家要么各玩各的，要么就是咱俩可能都是出来玩，在一个趴上见着了，没有生活的交融。我前面说的什么青春期成长期，大概是这个意思，当时没有 “我的生活是这样的，我要保持这个生活，然后我跟你偶尔见面”，不是这种感觉，是大家一起生活的感觉。

陆炎和文隽

徐盛和施旭东

你觉得现在跟我们当时一个年纪的小孩，能理解这种感觉吗？

汤庭：我不知道。昨天李妖妖说现在小孩都是边吃饭边看弹幕。比如他们看一个电视节目，一定要开弹幕，不然会觉得孤独，还有十几岁的小孩写作业，有一个 APP 陪同写作业，比如说两个都是 10 岁出头的小孩，就开着 APP，俩人也不认识，一起写作业不说话。

我觉得可能还是因为现在通讯过于发达了，导致全是这种赛博交流。

文隽：我是从北京搬到上海，不知道是地域性，还是说大家可能成长到一个年龄以后，生活轨迹就会发生变化。

汤庭：比如今天 5 个乐队演出，可能前 4 个乐队演出完都走了，不像以前一样，演完之后大家都在一块待着再喝会儿，再聊会，很少主动去跟人交流。

文隽：我主要是觉得大家本来就一起活，动不动我们到谁家来过夜，半夜谁有个什么我们就想出来玩。你可能真的是没有事情干，大家无论是个人事业也好，还是别的，都处在混沌期，不会以一个 “我乐队出来演出，我们今天晚上就要有 party 要玩”，不是这种形式，而是我们时时刻刻就在一起，其实那个时候的生活就那样。

聊聊汤庭之前在北京给 D-22 拍的很多照片，你当时是怎么想的？

汤庭：06 年育音堂刚开始办起来，我开始接触上海本地的一些乐队。到 08 年，感觉整个中国摇滚乐的新一轮浪潮起来了，有很多国外的乐队来中国做巡演。那时候 Fucked Up —— 一个加拿大的 hardcore 乐队 —— 来日本巡演，顺便从大阪坐个船坐到上海，来中国演。我就跟着 S.T.D 的那些朋友一块，带着他们去南京上海巡演。

我因为喜欢跟这些人混，拍照又是我比较擅长的事情，我就顺便拍。2009 年的五一是我第一次去 D-22，前前后后认识了这些乐队。我当时在给一个杂志供稿，他们也开始做一些关于中国摇滚乐的内容，有乐队来上海我都会去看他们演出或者拍一些东西，认识，然后一起玩。

大家都是 “一个地方” 的人，只不过我玩乐队，他是摄影，乐队演出相当于一个聚在一起的由头。

文隽：大家就这样活。

绝对纯洁，在回忆过往的漫谈中为我们勾勒出了一个生活方式，或许有人怀念和羡慕，也或许有人不以为然，但这个真切存在的，热烈的生活方式，是 “乐队” 还需要存在的意义之一。

摄影：文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