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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Musegirls” 是由 M-LAB 与 “BIE别的” 旗下的 BIE别的女孩 和 BIE别的音乐 共同呈现的关于女性音乐人的专题。这期文章介绍的是来自赤瞳音乐的 Sonicave。这里可以听到她们的作品。
有一晚跟Sonicave的女孩们在Nu Space聊到店打烊，那是十月初的成都。
盆地多雨，尤其到了深秋。奎星楼街是个成都的旅游地标，到处都是食肆和小吃摊，到了十点半，从街头到街尾都已经空荡荡。我们在黑了灯的Nu Space门口晃悠，抽了两根烟，祁麟突然说，“陪你走走这条街吧。”
她们刚发了第一张专辑《Rushing Hours》，即将迎来第一次小型巡演，走重庆、成都和昆明三城。但贝斯手狒狒家里突发变故，缺席了一段时间的排练。最近她们都把bassline做成采样，担心如果她来不了，还能有个应对方案。
“紧张，好慌啊。不知道狒狒来不来。” 吉他手Cherry的头发已经被毛毛雨濡湿了。祁麟说，“演出前再排练一次，到时候我再问问她。”
我们闲扯着走到街尾，包子（鼓手）被男友接走，Cherry也打车走了。我上了出租车，看到街对角的祁麟一直站着，好像在确认大家都坐上车了。窗户玻璃上盖了一层细雨，我挥了挥手，也不知道她能不能看见。
修打口磁带的 “初四” 女孩
“那会儿我没啥朋友”，祁麟说，“有一个好朋友会弹吉他，我就又强拉了俩姑娘跟我组乐队。”
祁麟读初中那届是 “试验田”，唯一一届 “初四”，而她大概是这学校里唯一一个爱听 “挂在盒子上”、“L7”和 “冷血动物” 的姑娘。拉来三个好朋友，她的第一支乐队就这样组成了，四个女孩，她是鼓手。
其实她更擅长弹吉他，但实在找不到鼓手，就“赶鸭子上架”学起鼓来。她班上有一个男孩爱听摇滚乐，并有个比他大八岁的会打鼓的哥哥。这位哥哥本职是小学老师，还开了间打口磁带的店。祁麟就找他学打鼓，没事的时候去他的磁带店学着修磁带，给他搭把手。那是2002年的内蒙古包头。
那个年头的包头市难找 “排练房”。祁麟租了一间除了电什么也没有的房子给自己的乐队排练，房租一百块一个月。“那会是真的没考虑供暖的问题”，祁麟说，“结果我们四个冬天在那排练冻得瑟瑟发抖。” 祁麟讲到这段往事的时候，Cherry发了一大串 “哈哈哈”，评价了句，“太摇滚了。”
后来祁麟在学校的一次文艺汇演认识了隔壁班一个会打鼓的女孩，“那真是如获至宝，每天往人家家里跑”，最终成功把这位鼓手拉到自己的乐队。她拿回了擅长的吉他，作为主唱，就这样带着她的 “未成年摇滚乐队” 去酒吧演出了。
作为一支学生乐队，在校外的第一次演出评价如何？我问。
“就，不错啊，四个女孩。”
这个评价后来多次出现在祁麟的音乐生活中 —— 她至今的乐队里，乐手们往往都是女孩，而 “性别身份” 在她的生活和音乐里，是个无法忽视的标记。
“那时候组乐队的男生们会觉得我们不行，‘女孩嘛’，他们会这样评价，”祁麟回忆，“其实如果是善意或者描述性的 ‘全女子乐队’，我是无所谓的，但有人听到 ‘全女子’乐队就会说一句，‘哦，那挺不容易的’，我就觉得，哪不容易了？”
虽然可能是善意，但已然将女性置于弱势地位。
Sonicave的后朋式冷感和女孩间的细腻
祁麟大学毕业后从内蒙迁到成都定居。Sonicave组起来犹如网友见面：通过贴吧和豆瓣认识，四个人截然不同，好运的是，她们作为乐队成员出乎意料地合拍。
Cherry和狒狒性格内向，之前在同一支朋克乐队里，共同经历过几次完全 “嗨不起来” 的尴尬舞台，“朋克嘛，你好像得躁起来才行，可我们蹦不起来，台下的观众也一脸懵”。这事儿被Cherry一笑带过，“所以我觉得现在的Sonicave很合适我们。” 冷冽、带着紧绷和躁郁气质的后朋克（post-punk），意外地让她们找到了舒服的表达方式。
图片均由 Sonicave 提供
起初是祁麟给乐队定下了基调。她偏爱后朋克和暗潮多年，对于 “Sonicave要什么样的声音” 想得很明白。四个女孩磨合起来非常快，不再需要强装姿态，在后朋克 “自闭” 又自省的基底中，她们找到更多的发挥和延展空间。尤其在发现了Savages——四个一袭黑衣的酷女孩——之后，她们找到与自己的共通之处。
她们再各自汲取养分（可以来听听这期 Podcast 中四个人分别做的歌曲推荐）：从经典中的经典The Cure、Pink Floyd和Portishead 得到长久的灵感；从更加冷冽的The Soft Moon中获得些躁动的、工业的气息；再到Black Midi和 Modest Mouse的打破框架，如果能像他们一样娴熟地将喜欢的元素信手拈来是更好……在这之下，你听到的《Rushing Hours》或许不是一张 “前卫” 的专辑，但确实是一张暗含深意，成熟而且完整的作品。
第一首 “Happy Birthday Suit” 寓悲于喜，是颓丧又想把一切嚼碎的狠，踏着沉重的脚步向你缓缓走来：“来吧，学会自怨自艾，或者埋怨他人，你准备好了吗？” 中间的 “Rushing Hours” 瞬间提速，久久延迟的噪声中是祁麟的声音 “你大声叫喊，不甘为人妇”。而 “Dear Psycho” 作为终曲则是寓喜于悲，“亲爱的疯子，你还会被比作那永不能痊愈的溃疡吗？”满是同情又满是冷漠。
舞台上的Sonicave用厚重的眼线和一袭黑色将自己武装，显得冷淡、悲观、不易近人，但乐队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不仅有关音乐，更是生活方式本身。在生活细节里的 Sonicave 其实充满温存。
她们的日常话题围绕着聊猫猫狗狗，分享好用的猫砂盆和优质猫粮，偶尔是Cherry分享美妆。巡演的日子里，四个人总聊到到凌晨四点才睡。
当被问到这个团都是女孩是不是巧合，Cherry说，“我还真的没法跟男生组乐队。除了我的男朋友，从小到大我的男性朋友都很少。”
“为什么？” 我很好奇。Cherry很漂亮，一头卷发过肩。排练房那天她穿了一身紫色的皮质大衣，腰线收紧，画了淡妆，红棕色的唇膏下嘴唇抿着。她踩了脚失真，太飒了。
“就是，没有共同话题，聊不起来。” Cherry显得很无奈。“你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大家都很真诚，但就是……无法持续聊天，话不投机半句多。” 祁麟解释了下，“我觉得在一个乐队里，需要互相理解和信任，才能在音乐上更加顺畅地提出意见和沟通，所以聊得来很重要。”
包子则是第一次跟三个女孩一起玩乐队，起初还有些不习惯 —— 之前的两支乐队都跟男孩一起，乐队也是更内向的 Shoegaze（钉鞋）风格，“我有时候都忘了自己是个女生”。她一头短发，圆圆脸，抗拒化妆，演出就穿一件黑T恤。她享受 “规律”，每天五点准点起床健身；也享受 “打破规律” 的快感，在我们电话聊天的当下，她忽然说了一句，“我刚辞职了”，就在三十秒前。
但每当进入 “美妆话题” ，包子还是有点不知所措：“我感觉突然找回了我的女性身份，适应了好一段时间。”她仍然抗拒化妆，每回演出得祁麟按住她，让Cherry 给她涂上薄薄一层口红，算作 “完成任务”。
“我们并不是腻在一起的那种姐妹淘。” 四个人最长与最小相差十岁，个性也很不同，却有着简单直白，又细腻互通的理解和依靠。
十年后，我会不会变得不勇敢？
十多年过去了，祁麟和当初和她在内蒙玩乐队的姑娘们都步入而立，分道扬镳之感愈发明显起来。
“初高中的时候真的是很好的朋友，但现在已经聊不到一块去，她们变得更像我的父母辈了。“ 祁麟发觉，当家庭占据一个女人的全部注意力，她对一些细节和话题会不再保持敏感，或者说，无暇再顾及，这时候如果若没有警惕心，就很容易被迫坠入 “家庭主妇” 的漩涡里，不再拥有年轻的思考力。
当老友见面时尴尬的沉默时间越来越长，或者强行让不感兴趣的话题继续下去的时候，祁麟觉得遗憾而且难过。
这些选择都没有错，女人在 “三十岁” 这个节点需要面对的社会规则和强迫性选项太多，而祁麟跟好朋友们做了不一样的选择。在思考女性价值和面对这些矛盾与差异的时候，她却表现出一种怀旧和温情：“我还是会珍惜她们，会保持联系，即使交谈只能止步于追忆过去，因为我无法再去交一个相识二十年的好朋友。”
这些作为女性的生存体验也透露在Sonicave的音乐里，“反反复复的迷茫，痛苦的清醒和怠惰的沉沦交织，简单纯真的东西转瞬即逝”。《Rushing Hours》里有一首歌叫《She Dreamt about a Witch Last Night》，传达出《使女的故事》一般的意象，她说虽然创作时没有参考，现在想起的确非常契合，那是从一个女人的视角里经历的爱情、重压、荒谬和人生变动。
祁麟没有选择婚姻和家庭生活，她留在成都，留在音乐里，但在采访的时候，她在电话那头说了一句，“我担心自己会越来越不够勇敢。”
二十出头的女孩们笑着说，“我应该不会有什么改变，吧？” 带着一点天真和不确定；而祁麟则笃定地补了一句，“我不会有什么变化的”。
十年后，我还是会像现在一样勇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