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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跨性别男孩决定重新接受女性身份
如果是第一次见到舒立，没有人觉得她会自称是男孩儿。她喜欢穿 JK 制服和紧身吊带，留及肩长发，妆容精致，10度以下的天气也要坚持穿小腿袜露出膝盖，偶尔还会扎双马尾。
而镜像的另一面是，十九岁之前的舒立，从来没有穿过裙子。从海口离家到北京上大学，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剃了个寸头。打车时司机会惊讶地说：“电话里听声音以为是个男孩呢”。
“我接受了我的女性身份，但同时也没有抛弃我的男性身份。” 说着，她露出笑容，表示对别人听到这句话时的迷惑表情习以为常。当我询问她想被称为 “她” 还是 “他” 时，她说都可以，混用也可以，用 “它” 也可以，“我现在对这些完全无所谓啦。”
我是女儿，但父亲要求我 “像男的一样”
作为长女的舒立，从小被父亲当作男孩来教育。三岁时，刚上幼儿园的她就被送去学跆拳道，原因是父亲觉得她性格软弱，想让她变得 “像男孩一样坚强”。在道馆的每一天，舒立都是在被教练狠狠地压腿。有时她会因为太疼而哭起来，来接她下课的父亲看到，便对教练说：“谢谢您这么辛苦地训练我家小孩。” 这种时候，一旁的舒立总会不自觉地压低了哭声。
道馆里几乎没有别的女孩。父亲对她说：“只有和男的打，你才能训练得像男的一样。” 舒立一直清楚，自己并不喜欢也不擅长搏击，但年幼的她从没想过违抗父亲的命令，仍然会努力把每个动作做到位，完成每一场训练和比赛。
这样一个学跆拳道的假小子，在学校里却一直是被欺负的对象。男生们偷偷把垃圾塞到她的课桌里，把放到桌子上的椅子扔下来。性格内向的舒立不知所措。母亲知道这些事后，在一次放学时对她的同学说：“你们不要欺负她哦，她在学跆拳道，很厉害的。” 这件事在班里传开之后，欺凌反而变本加厉 —— 一个小女孩学跆拳道，这听起来也太可笑了。
在道馆之外，舒立也在不自觉地向 “像男的一样！” 的标准靠拢，比如拒绝穿裙子，学着用低沉的声音讲话。还在上小学的她常常因为不愿穿裙子和母亲争吵，母亲哭着骂她 “我生下你就是给国家添乱”。听到这句话，她愣住了，扭过头不看母亲，努力不让自己哭出来。这件事让舒立印象非常深刻，“或许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和家里人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糟糕了。”
到了初中，已经黑带二段的舒立向父亲提出不愿意再学跆拳道，父亲默许了。也就是这时，她从网络上接触到 LGBT 的知识。或许比很多人幸运，在接受性少数身份这件事上，舒立并没有经历太多挣扎。对她来说，成功为自己找到这样一个分类，反而是一种解脱。那时候她也交到了一些自我认同是同性恋者或跨性别者的网友，与网络上与 “病友” 惺惺相惜的同时，她在现实生活里更加孤僻。
母亲看着越来越男性化的女儿，便会想 “我们家孩子会不会是女同性恋啊” 。她试探着跟舒立的父亲提及，结果父亲却很不以为然：“你看她还会抱着毛绒玩具睡觉，怎么可能是女同性恋呢。”
在学校，舒立告诉要好的女同学说，自己应当是一个男孩。对方答：你长大了就不会这样想了。舒立心想，凭什么呢，我偏不。反倒是一些男同学听她这样说之后，会真的把她当成一个男孩，尽管他们也并不真正明白 “跨性别” 意味着什么，还会开玩笑说：“那很可惜诶，你胸那么大。” —— 对于中学男生来说，开这种下流玩笑意思是 “认同好兄弟”。
“那时候我会开始刻意让自己看起来像一个直男，会去学习直男的思维方式。” 舒立回忆说，“也有模糊地感觉到这样不好，但是没有想得太深。” “直男” 对于那时的舒立而言， 就是故意表现出强硬，甚至厌女，或者说，表现得像自己的父亲一样。
“做变性手术吗？我们丢不起这个脸。”
初步摸索出自己性别认同的舒立，考进一所省重点高中的理科重点班。“既然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就要先把这件事说出来，并不想被新同学当作女孩子看待” —— 怀着这样单纯的想法，在一次语文课课前演讲上，她讲述了一些关于性少数群体的科普知识，也表明了自己跨性别者的身份。
讲到一半时，一位男同学突然站起来，指着她大骂 “闭嘴”、“滚下去”。这完全出乎舒立意料之外，但她还是努力压制情绪，在全班的哄笑声中接着讲了下去。语文老师是一个温和的中年男人，自始至终站在旁边没有说话，舒立讲完以后就开始正常上课。在这之后，舒立在班上的人缘自然变得很糟糕。也有同学同情她，但舒立知道，自己在他们眼里仍然是 “生病” 的，她不想要这样的同情。
在学校被排挤，对自己的性别身份也很迷茫，舒立成绩严重下滑。父亲看出她状态不对，提出要和她谈谈。舒立决定，干脆向父亲出柜吧。
在听完她关于 “性别认知障碍” 的忐忑陈述之后，父亲不屑地，甚至带着些许玩笑的口气说：“那你打算怎么样？做变性手术吗？” “你想做的话，上大学之后也可以做，但做了的话，肯定要和家里断绝关系，我们丢不起这个脸。”
父亲从小把她当男孩对待，因为他默认女孩是弱的；母亲对父亲唯命是从，却又不允许她看起来真的像一个男孩。独自在性别的桥上摇摇晃晃走着，好不容易鼓起勇气的自白被轻视，面对这种轻视却又不知如何表达出自己的愤怒。
从这次谈话起，舒立决定将 “跟家里断绝关系” 作为自己的首要目标。
那段时间，她常常设想离家上大学之后的生活，越想越压抑。一直到高考之前，她都在跟朋友讲，以后要想办法经济独立，存钱做手术，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式生活 —— 而这一切的先决条件是跟家庭断绝关系。这是那次向父亲出柜之后，她所明白的道理。
“拥有做手术的自由了，可是我讨厌男性”
父亲的态度并没有影响她的跨性别身份认同。整个高中时期，舒立都没有进过女厕所，同学问起，她就说在男厕所抽烟不容易被老师抓到。高二到了文科班之后，气氛宽松很多，有好几个男生公开自己的同性恋身份，所以自称是跨性别男孩的舒立，不再遭到同学的嘲笑。
高中时的舒立已经把未来都计划得很好，先做胸部的手术，再多攒一点钱去国外做下半身的手术。那时候她已了解到，要做变性手术的话需要先经过一到两年的 “性别认同障碍纠正” 的心理治疗，确定是真的性别认同障碍、真的需要做手术来扭转，才有可能获得做手术的机会。
不过真的上大学之后，她的计划并没有顺利进行。除了攒钱比想象得更难、性别认知心理治疗很难找以外，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舒立回想道，由于从小父亲对她的教育，她一直处于一个 “讨厌男性又想成为男性” 的矛盾状态中。再加上了解女性主义之后，她对男性身份在社会中的便利愈加敏感。
还记得她在高中心理社团竞选社长时获得最高票数，结果老师却私下找到她，说了这样的话：“社长还是男孩子当比较好，女孩就当副社长吧。” “可我不是女孩！” 愤怒的舒立马上又想，“女生为什么不可以？” 很快她开始自我反省：“我到底是在为女性抱不平，还是单纯地为自己受到不公正待遇而生气？” 想过之后她得出结论：比起前者，后者是更重要的事情。
“我依然没有放弃做手术的念头，但我忍不住想到，如果自己真的做了手术，成为了一个社会所认可的男性，是不是也会变成一个自己讨厌的、占有优势的人呢？”
怀着 “厌男” 情绪的舒立，对于喜欢这件事也有一个二元对立的分类：“我会把一些比较肮脏的感情归类为男性的爱，把干净纯粹的东西归类为女性的爱。女性的爱不含有嫉妒心、占有欲之类，只是单纯因为和 ta 们在一起很开心而喜欢 ta 们。” 这当然是一个很厌男的想法，但在舒立从小接受的来自父亲的教育里，男性生来就是 “强悍而肮脏” 的。
日剧《Last Friends》瑠可与美知留，多少人的意难平 | 图源：豆瓣
舒立在中学喜欢过女孩，只是那种喜欢多少带有一些 “靠喜欢一个女孩来证明自己是男孩” 的需求。上大学之后，她第一次喜欢上男孩，并且是 “作为一个女孩喜欢上了一个男孩”。不过由于她一直将性别和性向分得很开，这件事并没有影响她的性别认知，事实上，她喜欢的男孩也都是中性气质的。“我不会说自己是一定只喜欢男孩还是一定只喜欢女孩，就像我不会说自己一定只是男的或者一定只是女的一样。”
形成这样的非二元性别观，在某种程度上也与她身边的朋友有关。大一下学期，舒立在一家小酒馆打工，在那里她接触到了许多在校园里可能接触不到的朋友。“之前在酒馆认识了一个跨性别男孩，他跟我打招呼之后，第一句话就问我是不是男同性恋。” 舒立大笑，讲道：“当时我恍然大悟，原来我是个男同性恋！”
在那之后不久，她开始穿裙子、留长发，尝试去接受作为生理女性的自己。周围的朋友也不会觉得她是 “变回了女孩”，而是会半开玩笑地叫她 “女装大佬”，这种状态让舒立觉得很舒服。并且，穿女装还缓解了她的外貌焦虑，“开始慢慢觉得自己作为女性的身体还蛮好看的，穿上漂亮的裙子就会很开心。” —— 即便在整个青春期都自我认知为男孩的舒立，也难免因为自己的生理女性身份而受到外貌规训。她会因为不够漂亮而自卑，被夸漂亮时还会生气：“我那么痛苦地接受了自己是一个不漂亮的人这个事实，你却这样轻飘飘地否定，这让我觉得被瞧不起。”
父母则很欣慰地觉得，她终于变成了一个正常小孩，“教育成功了”。而真相其实十足的讽刺：“女装对我来说有点像一种自残手段。” 小时候被母亲逼着穿裙子一直是她过不去的心理阴影，某种程度上，她也是在用这种方式来发泄家庭给自己带来的痛苦。
最终，她站在了天枰的另一端
在外人看来，舒立的转变似乎就只是 “一个假小子长大了” 而已。但事实上，她在重新接受女性身份过程中所经历的挣扎与压力，甚至远大于当初接受自己跨性别男孩身份的过程。这甚至让她陷入严重的药物依赖，每天被失眠和噩梦折磨。直到现在，偶尔喝醉之后她还会大哭着对身边的男性朋友说：““为什么你可以长胡子，而我不可以。”
选择 “接受自己原本的女性身份” 之后，她还失去了许多跨性别朋友。有的觉得她 “背叛” 了，有的觉得她是迫于社会压力而放弃。不过舒立并不太在乎这些，“没有多少人真的在乎你怎么样”，她反复提到这句话。
如今的舒立觉得自己更接近 “无性别”，不局限于二元的男女性别划分；但是在立场上，她是一个坚定的女性主义者。她曾经认识一些跨性别男孩，常常会说 “这是我们男人的事情你们女人管不着”、“这种事交给我们男人做” 之类的话，时间长了，她对此感到很不舒服：“他们的自我认同到底是什么？是想做一个支配者、发号施令者吗？”
现在再回看自己中学时期因为跨性别身份而承受的压力与挣扎，舒立会扪心自问：“我是想要男性的生活方式吗？但生活方式和性别也没有关系。那么，我是想要男性的生理结构吗？”
答案慢慢浮出水面：或许一直以来，阳 JU 对她来说更多只是一个象征。父亲的教育令她不自觉地将男性身体等同于强大和权力。事实上，这大概也是大多数人潜意识里存在的观念。“虽然说起来很刻板印象，但我会把自己性格中不好的一部分归为男性的，带有传统男性烙印的，并且我也不得不承认，我是无法摆脱这些烙印的。而这又有多少是被社会建构出来的呢？”
于二元性别间清醒游走的舒立，从小到大坚定探索性别认同的舒立，面对父权、家庭、霸凌、抑郁依然并不屈服的舒立，至今都没有停下自省的脚步，虽然这令她清醒又痛苦：“我觉得我现在还没有从自己厌恶的东西中摆脱出来，但我绝对不会允许自己带有男性优越的意识。” 这是她身为女性主义者所作的决定。
穿裙子与不穿裙子，都是舒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