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打零工的经历可以追溯到三年前。

本科毕业以后，失去学生身份庇佑的我，终于没法心安理得地继续过着无所事事、毋需自食其力的日子。为了生存，我决定出去打工搞钱。这期间，我做过许多 “hit-and-run” 式的零工，包括但不仅限于画室模特，精神病房的临时会议协调员，群演，充场人员，超市促销，发模，演讲稿代写，小学生托管等等，可以说是五花八门！

在形形色色的打零工经验里，我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无论何种性质的工作，总免不了因为性别的原因出现区别对待。除了某些岗位偏爱或直接限定男生，体力劳动男女差价工资，女性附加外貌形象条件等等之外，还有一些是性别刻板印象造成的隐性差别。

比如我在一家教育机构当中学助教，负责人会跟我说：“明天答疑的是高中理科，你们女生应该都不如男生擅长，所以明天安排了两个男大学生。” 而到了核对数据的时候，听到的则是：“这种不能出错的步骤就交给小姑娘完成吧，毕竟心细”。

这些话相信大家已经司空见惯。我还碰到过另一些 “老生常谈”  —— 一次是和我妈提起去画室做了模特，她紧张兮兮地问：“没做裸模吧？女孩子坚决不能做”；还有一次是打算去应聘深夜的兼职便利店员，被提醒说深夜时间段遇到店内安全问题 “可能一个女生无法妥善处置”，遂作罢。

找零工的女性里，与我年纪相仿的女孩并不多。十几岁的年轻小伙和四十往上的中年女性往往是主力军。其中一个原因是，除去某些以女性特征为筹码的工作（例如礼仪，模特等），许多临时兼职以体力负担为主，对女性而言并不轻松，而且此类工作多半缺乏严格的规范制度，年轻女性多会担忧安全保障和权益维护的问题。

除了性别，打零工还令我思考起学历和教育这件事。名校文凭几乎是每个中国小孩梦寐以求并为之努力的，但在零工世界里，它毫无用处 ——  或者说，它的作用就是避开这些工作的 “垫脚石”。当被偶尔问起在哪所学校读书时，我不得不编造蹩脚的谎言 —— 我的大学虽然称不上殿堂级高校，但它的知名度也足以令我躲在背后小小虚荣一番；也正因此，在这种环境下提及自己的出身，“名校废柴” 的尴尬感也就呼之欲出了。

在世人观念里，体力劳动与精神生活有云泥之别。但在我打零工的日子里，我意识到，象牙塔里获取的知识除了赋予某种非常虚幻的、形而上的支撑感之外，它能提供的作用实际是微不足道的。接触这些简单机械劳累的劳动之前，我一直执拗地认定，自己是脱离庸俗世界的 “精神性” 的人，因此只能投身于精神世界的生产活动：一切与美和艺术相关联的、凝结了人类情感共鸣的表达都令我着迷。我应该去做人类灵魂后花园的建筑者，或是艺术界的抽象思辨领袖！

在表达欲的冲动下，我去到一家零食公司做新媒体文案策划，最后只坚持了一个月。放弃的缘由，跟大多数以笔谋生的文学青年没什么区别：既对商业性迎合观众的表达深恶痛绝，又想自己的表达被大众认可，最后因质疑绝大多数观众的欣赏水平而止步不前。匆匆办完离职，我的第一份正儿八经的工作就结束了。

在这之前，我还接连搞砸过 “高薪优待” 的培训机构教师与专业对口的证券公司客户经理两个工作，离校后无处可去只得逃回家赋闲。在家里那段日子里，虽然有生存的焦虑，但更令我无法想象、极为恐慌的是：我究竟该如何投身成为社会链条上运转的一分子？一切招聘、面试、体制考试相关的消息，都令我头痛欲裂。我像一只搁浅在海滩上的软体动物，只要缩进暗无天日的硬壳然后往沙子深处一钻，就可以如愿以偿地失去与整个世界的关联。

现在想来，我逃避的是什么呢？大概是所谓的 “主流生活” —— 毕业、工作、组建家庭，环环相扣，从我们成年之后就被套上命运的枷锁，被牵引着度过一生。未来的轨迹早已被周遭的人推着设定完毕，要做的无非是在这条道上走一遍。每个被推进去的年轻人其实都心知肚明，社会共识加于我们身上的许多框架，需要我们削减个性以适应，并为了普世意义上的成功而承担许多不快乐的代价。

对于我周遭圈子的 “主流” 来说，放弃找正式工作，转而去做零工女孩，显然是离经叛道、不可理解之举。这意味着我并没有被某一社会身份收容，虽然同样付出的是劳动。跟旧识的人提及现状时，我不得不承受一些误解与不恰当的评价；当朋友善意地劝我回归 “正轨” 时，我也只能是报以感谢。即使自食其力努力打工显得狼狈不堪，但我恰恰在此间找到了与自己本性相符的姿态。

我设想过，如果是曾经的我，对这样的生活也会心存不解与质疑。唯有亲身经历过零工生活游离于规则之外的动荡，才能真正体会到，那些因为沉重的精神负担而自愿放弃 “正常人” 的轨迹，在大众认可的生存方式之外游荡的人，是一种更多元的生命形态。

当然，这绝对不是说零工的世界里是宽容的。恰恰相反，在这里你能体会到多种多样的社会规训和歧视。例如穿了 JK 水手服去参加充场活动，听到来自活动主办方窃窃私语的议论；为了做发模（为新手美发师练手的角色）染了一头宝石蓝，结果因为发色 “不够正统”，被教育机构以 “影响不佳” 为由拒之门外。还有一次是负责精神障碍会议协调的短期工作，第一次和与我对接的负责人姐姐进入精神病院的病房，出来时她在背后悄悄问我：“你怎么这么淡定啊，我都紧张得不得了。”

那一瞬间我的心情其实相当复杂，不晓得怎么用简短的语言解释大众对精神病的刻板化、污名化，也不想大方承认我亦定期拜访这家医院的门诊部，期间早已观察过形形色色的病患群体。我便无意识冒出一句 “我不怕，又不是没见过”，反应过来后立刻接上一句 “以前陪别人探望过。”

打零工的日子里，我周旋在曾经试图躲避的外部世界，已经习惯于自己的格格不入。但有一次经历，令我这个从精神到身体的 “边缘人”，竟然意外获得与周围陌生人的联结感。当时我去剧组当群众演员，经过一番被审视和挑选，我入选了，成为十几名 “年轻、微胖、女孩” 中的一员。到达场地之前，剧组还特意叮嘱我们化好妆，衣服要 “穿得漂亮一点，最好有女孩子的感觉”。

那是为数不多的、能见到那么多与我同龄女孩的机会，而且她们还与我分享相似的身体外形！（出于剧情需要，招募条件是 “体型偏胖的女生优先”）。辗转三辆公交车赶到拍摄现场以后，我们这十几个群演女孩坐在帐篷旁天南地北地闲聊，聊身材超重的顾虑，妆容与衣服的搭配，正在经历的生活，还有虚无缥缈的未来。因为逃避社交的缘故，我快已经与同龄女生脱节了，甚至连 “是一个女孩” 这层意识都快模糊了。但是在那次的场景里，我感受到了水滴落入汪洋的归属感。

在等待剧组布景、安排戏份的空当，我蹲在沙滩上大口吞咽着工作盒饭，望着远处天色渐暗的海平线发呆。看到旁边的女孩子点了根烟，我把脑袋凑过去：“可以给我一根吗，谢谢。”

两年多的零工生活结束了，我回到学校继续念书，结束了那段充满随性的 “混乱” 经历。即使到现在，我也还会时不时陷入 “这次毕业后能否融入工作环境” 的自我怀疑中，我清楚地知道，学生身份只是延缓我与世界磨合进程的一道缓冲带，而不是我能躲避一生的安全区。加上疫情的冲击，更让我感受到零工维生状态的脆弱：它只是勉强维持住了我的生活，却无法抵御任何突发事件。

但无论如何，我在二十出头的年纪，用尚有活力的生命从主流里逃逸了一回，总归是值得庆幸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