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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电影拍的2020，青年导演们没闲着
电影院不开门的时候，我总想它。在黑暗中坐上 90 分钟，得到一场或好或坏的平行时空漫游，不能看手机回信息，没空想烦心事，也不用做表情管理，对我而言这是一种难得的心灵按摩。影视从业者朋友刘舒告诉我，电影院是最佳的观影场所可不是因为里面黑而已 —— 电影创作者们，尤其是导演，在考虑作品的声效、灯光以及其他效果时，都是以观众在影院接收到的体验为标准。所以也可以这么说，电影是为了影院而制作的。
那影院不开门的这半年里，独立电影创作者在干什么？
我们理所当然地想，疫情对拍电影的人一定打击巨大，但新冠对院线的重创或许没有以同样的强度压在独立导演们身上 —— 我找到的几位年轻创作者几乎都说，影院的关闭对他们没有特别直接的影响，即使是因为疫情导致电影上映被无限延期的仇晟。
“虽然重新拍起了广告，但没那么难受了”
我在一个月前找到仇晟时，他准备出趟差，南下上海，途中先到杭州，和朋友在私人影院看场电影，之后继续为自己的第二部电影《犬父》筹措资金。
人们变得吝啬了，影院关闭的余波正在漾开，投资者是其中最早做出反应的群体，他们比以往更在乎回报。“就像是蛋糕上的樱桃，在电影业的兴盛期，人们期待艺术片提高格调。但现在蛋糕都没有，樱桃失去了意义，除非艺术片，它既能是蛋糕也能是樱桃。” 仇晟说。
2016 年，仇晟在 FIRST 青年电影节的训练营中写出《郊区的鸟》的剧本，之后他拿到创投，成立影视公司，电影在 2018 年 FIRST 拿到最佳剧情片，一切看上去都很顺利。
他可不想回去拍广告了。这一年他离开杭州到北京拍电影，原因之一就是受够了拍广告的生活。仇晟从香港读完电影研究生回到故乡，创业黄了后，曾在朋友的广告公司干了大半年。有一天，他在家里洗澡的时候扪心自问了一番：“我究竟在干什么？”
他下定决心，不能拍一辈子广告，“我还是得去拍电影”。
图片来源：《郊区的鸟》
2016 年，国产电影有 944 部，全国电影总票房为457.12亿元。这一年，中国影院的银幕数达到 411179 块，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也诞生了第一部单片票房超 30 亿元的影片《美人鱼》。同年也有人靠拍网络大电影，如《美人鱼汤》、《道士出山》、《澳囧》，赚到不少钱。
得奖之后，《郊区的鸟》按原计划会在 2019 年暑期上院线，但出品方考虑到暑期片太多，决定撤档改为 2020 年的春季上映，“三四月是艺术片的传统档期，这是出于保障票房的决定，我们对此也很有信心。” 可疫情打乱了计划好的节奏，海外发行方按换档前的协议发行了影碟，但国内还没有影院放映的许可。
距离仇晟在 深焦Deepfocus 发文 呼吁观众日后到院线观影，已有 100 多天，在影院停摆的时间里，出品人开始计划线上首映，仇晟默许了这种策略 —— 这也意味着电影终将无法在影院大规模上映。
微博上还能找到当初定下的档期
对于一部 2018 年得奖的艺术电影来说，《郊区的鸟》的票房红利期已经过了。“美国的发行商本来在我们撤档后，推迟了一段时间，后来还是发行了，我们有试图劝说他们，但对方给出的理由是，再往后推，观众都忘记这部电影了。”
今年 3 月，仇晟在亚马逊商城上买到了自己第一部长片的蓝光碟。这时候他又重新开始拍广告片了。如果下半年《犬父》没能筹到足够的资金，他或许还会拍一部商业片。
“你的电影都拿奖了，这没有让你变得有钱吗？” 我问他。
仇晟回答道：“对于我本身来说，没有，但在之后商业项目中会涨点价。”
我又问他：“又是回去拍广告，你不觉得难受吗？” 他回答：“你首先得生活下去吧。”
虽说如此，他还是有过一番挣扎。他去年在一个广告片场与工作人员因为分歧发生激烈的争吵，情绪平复后跟对方道歉，因为他 “其实在生自己的气。” 他又想到了那个问题：“我现在在干什么”，一时没有答案。
但现在他似乎对拍广告的态度变得不一样了。
“虽然都是做广告，但现在你的生活有一个明确的重心，就是我在准备自己的电影。”他已经不再怀疑这条路是否走得通，只打算专心走。
虽然仍有一些其他的东西让他产生焦虑，他老是在想自己有多大程度能拍出一部经典的、不朽的作品。
在一次《郊区的鸟》的线下放映中，他发现了片中一个致命的、不可原谅的错误，“如果让我重新拍，我绝对不会这么拍，我无地自容，羞愧得恨不得钻进地缝里。” 他仓皇逃出了影厅。但时隔半年，他原谅了自己，因为那也是一个青涩的留照。
“我不知道我的角色需要什么，因为我还不知道我需要什么”
朋友刘舒告诉我，影视从业者对影院不复工的抱怨有三类，一，担心对自己电影事业的未来；二是极端悲观者，“让院线赶紧毁灭吧”，正好拉开艺术和大众的距离；三是他这样的，“还真想跟影院发生点联系，但还没有” —— 这类人通常是还没拍上电影的导演。
今年 4 月回到北京之后，刘舒在写专题片的策划，我问他的电影剧本写到哪了，他说写完了，但是太烂了。这是一个有关他家乡的剧本，一个在桥头开摩的的年轻男人的故事。他卡在了他笔下的人物身上，“我没法弄明白他需要什么”。我开玩笑说，你也去开开摩的试试。而刘舒告诉我，疫情困在老家的时候，他确实去当了一周的摩的司机。
开摩的的男人们 | 图源
刘舒借了他爸的摩托车，网购了一只遮雨棚，在里程表壳外贴上二维码，开去了小镇的中心。他穿着他爸装修的迷彩服，戴着红色的塑料头盔，尽量让自己成为他剧本中的人物，一个正宗的摩托车司机。他还学着其他司机招徕客人的方式问路过的人 “走不走？去哪里？” 刚开始没人愿意坐他的摩托车，他看上去不够强壮，也不够中年，好像没有那么可靠。如果不是一个打扮入时的女孩坐他的摩托从桥头到桥另一头的宾馆，他那天可能接不到任何生意。
接下来的几天，刘舒混进开摩托的人群里。有一个老师傅说，只要每周交五百给老婆，老婆就不会在家唠叨他。老师傅还告诉他这座县城的秘密去处，桥东只有一颗彩灯的黑暗舞厅，只要三十元，就可以跟任何人跳舞。如果你愿意花上三百块，还可以找到学生妹。刘舒问：“你怎么确定她就是学生？” 老师傅说，当你摸到她皮肤的时候，就能知道这个女人有多年轻。
闲着的时候，摩的师傅会聚在一起打牌｜图片源于合肥论坛
我说：“这不是挺好，你之前从不知道这些细节。” 刘舒说：“就觉得自己特别可笑。我根本没有进入到人物里头去，我只是在用自己想象的生活在绑架他。一旦融入到那个开摩托的群体中去后，就推翻了自己以前的设定。”
他剧本里的男人读过很多书，而他与其他人的不同仅仅是那些书本吗？刘舒怀疑这些书的意义只是当他某天和那些开摩托的老师傅坐在一起打牌时，他能用上几句酸溜溜的话向对方讨钱，“马克吐温说给钱，这就是对你们的宽恕。”
年轻的创作者悬停在他自己书写的故事里，城市的细节越丰富，这个男人的面目越模糊。如果说，年轻人出于表达的欲望去拍电影，那么他的第一部电影一定是他 “必须得说” 的故事。那是什么呢？与其说，刘舒笔下的男人的摩托车人生没有来去，其实是年轻的创作者对自己无计可施。他心里知道，“如果有天我能想明白，我和他需要什么，我就能写完剧本。”
有时候生活和等待，就是必要的准备。
“闲着也是闲着，赶紧去干，反正我们很擅长没钱干事情”
耗子的状况与仇晟和刘舒有点相似，又不同。一年前成为自由职业者，揣着拍电影的心愿，拍着广告，赚着房租。“我恨死我所有的甲方了，我肯定不想一直这样，但你也得面对现实。” 耗子说，“这已经不是大制片厂时代，从茶水做起，熬到导演，也过了花几万块钱就能拍的独立电影时期。” 电影是众人的博弈，即便是一位毫无野心的年轻人要拍电影，他仍要有收回成本的承诺，除非此人带资进组。
然而疫情期间接不到活，耗子的拍片计划却意外启动了。他和朋友喝酒，说：“闲着也是闲着，趁着大家都没钱，赶紧去干，万一成了呢？” 拍剧情片在耗子的日常循环之外，又在他和一众朋友的待办清单中，如果日子像滚轴一样顺滑，反而不知何时能轮到它。
耗子和团队里的其他成员｜图片由耗子提供
耗子呆在家刷短视频，看朱一旦的短片，也看一人分饰多角的老四，其中不乏严肃的表达，也蕴含着生活的多面向。暂时拍不成电影的耗子和伙伴在短视频中发现了一种 “不被发现的合法性”，它可以被理解为规避审查的有效途径，也可以被看作是在金钱压制下的妥协。他们组成了 5 人团队，在酒局诞生的短片计划慢慢丰满成一个连续的剧集。耗子说：“先拍了再说，反正大家都擅长没有钱去干一件事。
耗子给我看片场｜图片由耗子提供
但 “没钱” 拍片的阈值在哪？耗子向我描述他们的片场，在北京黎明前的河边，刮着大风，演员就在摄影机镜头外的空地上坐着发抖。而体力上的辛苦是他们承受得起的最轻的代价，此外需要警惕的是对影片品质的伤害，比如因为请不起演员，有一些角色得自己人上。在片场，人手不够，每个人都有多重身份，导演有的时候可能还得是灯光师，可他打灯时就没法顾及监视器下的画面，“这对创作有影响是一定的，但这个东西我们是能克服的，你得靠你的肉体和意志力去解决，否则我们也不打算继续做下去。” 耗子说。
还有一些问题不是吃苦就能克服的：为了保证创作的公平性，也为了平衡每个人不同的观点，他们遵从集体创作的原则，5 个人在导演、编剧、制片、摄影、剪辑师的角色上变换。只是，“集体创作是很危险的，5 个人 5 张嘴，这个片子要怎么拍？后来，我们就商量只听当集导演的。”
即便困难重重，创作的过程依然是最能带来愉悦的。耗子说，这就像是一个在球场边观望的人，他得以走上草坪，那时他早就不在乎场上踢的是 11 人足球还是 5 人足球。
“我们每个人都想从为了交租而拍广告的生活中走出来，我们得有自己的作品，它可能是一个远低于工业制片标准的东西，但它是我们的审美，或许有人能欣赏，因而给我们一个机会。”
半个月前，我问耗子的进度，他回复说：“七月下旬复工继续拍吧，目前师傅们都集体在挣生活费，有消息了跟你说。” 他也说，等短片拍完了，还是要去拍电影。
2020 年 7 月，电影院终于重新开门了，但事实上，院线的萧条早在新冠疫情之前就开始了，而且之后很长时间内，电影行业的 “盛世” 也很难再回来。
对独立电影创作者来说，在大资本全速运作的时候，他们算不上得益者；在大资本坍塌的时候，创作的纯净性反而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一个保护层。仇晟、刘舒、耗子看起来并不那么担心自己何去何从，可能因为他们知道，没有比拍电影让他们更想做的事 —— 无论如何，他们都放不下电影。这让事情简单了起来，既然如此的话，他们也不需要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