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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想知道，上海垃圾分类是过气了，还是肯定会影响在北京的我？
现在开始关心地球还来得及么？我们也不知道，估计够呛了。可是该干的还是得干，否则你连抱怨的资格都没有。“环保来得急” 这个专栏不是想教你做人，而恰恰是为了帮你活得轻松点 —— 下次再看到北极熊的可怜照片，你想想自己平时的努力，或许能少一点难受。
我一向支持垃圾分类，直到它来到我门前。7月1日之后的几周里，住在北京的我被来自朋友圈的上海垃圾分类段子搞得手足无措十分紧张。 “花生壳是什么垃圾？” “碎纸机碎过的纸是什么垃圾？” “洗澡掉的头发是湿垃圾还是干垃圾？” “烟盒可回收么？”
小时候不及格的物理试卷猝不及防地在记忆里闪回。答不出题的我很生气，肯定不是生自己的气，是生物理老师的气。现在垃圾分类让我想起物理老师。
活着够累了，我不想用追剧的时间做分类习题，不想为了扔垃圾早起一小时，不想吃个饭还要计算这骨头会不会太大，能不能算厨余。
我还有一种难搞的事儿逼体质：不喜欢别人告诉我干什么。前几年北京刚室内禁烟那会儿我也生气。我完全同意室内抽烟不好，可这不重要 —— 自己选择做某件事，跟被强制做某件事，那意义完全不一样。于是我对禁烟进行了愚蠢而孤独的抗议：本来戒了，决定复吸。
不过人得成长。除了生气，这次我认真想了想该怎么办。虽然看到微博上有人说上海垃圾分类实行一个多月后 “所有人都放弃了”（配了一张所有垃圾堆在垃圾桶外面的 照片），让我幸灾乐祸了0.01秒钟，但我也知道后真相社会里一个手机拍下的瞬间没能力说明任何问题。尤其眼看着小区门口的收垃圾父子竟然穿上了制服，我猜测北京的垃圾新动作就在不远处。消极抵抗毫无意义，又不想被迫听话，那只能找到真心想做这件事的理由 —— 毕竟垃圾分类本是好事，我也不必把自己当韭菜。 为了好好教育自己，我去请教了两位行业人士：专门研究垃圾的零废弃联盟负责人毛达博士（@零废弃联盟），和从事可持续和分类倡导的谢渊沫（@Mindmap开脑洞工作室）。
Alexwood @ 别的：首先是最基本的问题，垃圾分类为什么必要？
毛达（以下 “毛”）：我们先明确一点，垃圾最好的处理方法是循环再生，把它变成生产活动能利用的，或者能尽快回归自然循环的；不进行循环再生的话，就肯定对生态环境有破坏。 那样的话就两条路：一是垃圾进入环境对生物产生危害，比如不能被降解的塑料；再比如腐烂的东西，量多的时候集中堆放产生的腐败，对人类的生活有害，何况现在的商品中有很多有毒的化学品。
第二条路，如果不进入环境，那么对垃圾的处理就是焚烧和填埋。焚烧简单地说就是一种消灭资源的方式，理论上是可以回收一些能量，但在欧洲的话，焚烧炉要达到非常高的能量利用率，才能被看作一种回收处理的方式，而国内大部分焚烧场是达不到的，所以消耗掉的能量其实比起我们分类利用能节省的能量要少得多。 而且焚烧这种垃圾处理方式本身就会产生大量污染物，没分类的垃圾很湿，造成不完全燃烧，产生污染物就更多，比如二恶英。
谢渊沫（以下 “沫”）：焚烧得达到850度，否则就有二次污染。
毛：是的。焚烧只是解决了所谓19世纪的卫生问题 —— 腐烂造成的有害病菌、致病菌和寄生虫，但又产生了20世纪的问题：二次污染。而我们还没有对后者足够的重视，因为看不见，感受不到。
至于填埋呢，也是把垃圾集中放置而不去利用。而且如果垃圾分类做得不好，填埋物中大量的水和油会带着有毒物质进入水中，还会产生影响气候的温室气体比如甲烷，以及恶臭味的硫化氢。污染物再进入水和空气，或者沉降到植物上，进入食物链。
沫：很多填埋场都是超负荷运转，本来建的时候计划用40年，结果10年就满了。之前松江填埋厂是上海最大的，结果超负荷运转，垃圾渗漏液成灾，住在下风向的居民不开窗都能闻到恶臭。
毛：所以分类收集能减少污染，也是循环利用第一步。比如把厨余垃圾堆肥是很好的循环处理方式，但如果厨余垃圾分类没做好，它就会产生有毒物质，不能变成肥料。
毛达：我住的胡同就有定时定点的厨余垃圾投放点
好，我的良知似乎被调动起来了。但是我为什么觉得国内垃圾分类已经搞过好几次了？
毛：的确有五六次了。94、95年的时候，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就开始试点，但都没有一个系统的视角，所以小范围内部可以做到，往外推的时候碰到困难就停下来了。
2000年又是一个重点，这次上升到国家层面，建设部（08 年改组为住建部）定了8个包括上海在内的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的试点城市。这之后上海垃圾分类的标准改了好几个版本，现在的 “干、湿、可回收、有害” 的分法直到 2010 年世博会后才确立下来。
2006年北京六里屯的反焚事件第一次把垃圾问题输送到公众眼前。居民反对建垃圾场，最后项目停了。这次让公众看到了终端处理的问题，如果不知道这些问题，大家也搞不清自己分类有什么意义。
然后就是2008年奥运和2010年世博两个大主场，我们要跟上世界潮流，又做了一些工作，这次有民间的力量了，比如北京地球村。我们尝试做了一些样板，但是留下更多的是挫折，因为做的很多是好大喜功的事儿，比如铺2千多个垃圾分类试点。如果从扎实小事开始，比如专心解决投放问题，或者混处理的问题，可能如今公众信心会更足一点。但职能部门定的指标比如分类的投放率、准确率、知晓率等等，太虚了，往往没有进入核心问题。
可以说这几波彼此也没什么传承？
毛：是的，没有吸取教训，就是一轮轮重复。因为如果没有触碰到真正的难点，弄多久也没有进步。
然后15年又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方案，是 “老大” 在抓的事。
沫：2014年，政府在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开幕式上提出向污染 “宣战”。然后2017年，宣布在2020年实现中国46个城市的家庭垃圾分类；2018年禁止了24种固体废弃物的进口；2019年7月，上海家庭垃圾分类正式开始。但北京具体什么时候开始我们也不知道，后端改造要花很多时间。
毛：这是很多城市的问题，原则是有什么处理设施，用什么分类方案。投放-收集-分类-处理，4个环节必须串联。
但是这一轮从国家政策来讲，的确回应到了一些核心问题而不是临时起意。上海做了立法，这是突破；北京还只有一个三年行动计划和垃圾管理条例，还没到立法层面。
沫：所以执行难度、接受度，全国都是靠上海在试。上海去年10月已经有试点了，居委会大爷大妈们早忙活起来了。
那目前看来，上海的分类政策有问题吗？
沫：民众的反弹肯定是问题之一。但上海属于大类粗分，并不复杂。基本上搞清楚湿垃圾就是与我们吃有关的东西，其他的也不用管太多。家里也就只需要两个垃圾桶。
比较一下的话，像台湾是每天清运不同的垃圾，大家得在正确的日子拿着正确的垃圾在路边等垃圾车。刚推行的时候也很麻烦，但社工们在现场指导大家，不管居民怎么反应也不能生气，要耐心讲解和监督。慢慢大家就接受了。我们这点可以借鉴，但彻底的全民教育至少需要一代人。
毛：台湾的 “公告回收目录” 也可以借鉴。这个目录的思路是逐渐剥离，就是指把必须要回收的东西，市场上肯定能利用回收的，先剥离出来，让大家建立信心 ——“我分得好，就能很好回收利用”。这也能短时间提高回收利用率。
当现在的可回收范围太大，除了玻璃、塑料瓶、纸板这些最基本的，现实中很多东西我们现在搞不清楚是否能回收利用，塑料瓶、纸板的市场波动也很厉害。如果都分好了却不能回收，就会挫伤大家的积极性。所以我们应该把弄得清楚的先明确，先解决。而且政府一定要对市场有一定把控，保证回收物有稳定回报，而且保证收了之后的处理是达标的，不会造成二次污染。这样大家对链条才有信心。
我对分类本身没有意见，抵触的是强制性+惩戒性的实施手段。而且分类的观念改变需要靠长期的公民环保教育，我们这样搞成一场运动有意义吗？
毛：这有历史基础的原因，也有民间活力的差别。
我们的民间资源太有限了。不是没有机构/ngo 做环保工作，但 TA 们想合法注册都很难，资金来源也很少。而政府主导的话就容易死板和官僚。政府应该调动这些活跃的社会组织，像上海爱芬，把购买机构服务的池子再放大。
沫：运动式环保的确不理想。如果设施没准备好，大家又没有足够的内在动力，就很难持续。所以还是要回到公民意识的培养上。
但奖惩机制也能成为培养日常行为的一部分，大家不可能一夜之间都很自觉。比如上海有一小区的居民都是同一个国企的，邻居都是同事，互相监督，说不好听点当然也有举报，这听起来不阳光，但有效。
就眼下来说我不反对惩戒，但也不能只有惩戒没有奖励。
毛：所以得看社会共识达到多少，大家共识能达到60-70%的话，惩戒制度就只是针对完全不在乎规范的少数人的威慑。但如果共识还不到50%，那么惩戒存在就可能就有反作用，让大家反感。
其实如果能把垃圾分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更好的沟通和宣传到，养成分类习惯不用太久。意大利米兰原来垃圾并不分类，但它从不分类到分类的明显转换，也就用了三四年的时间。但是理念上的深入，可能需要一代人。
沫沫（中间深色外衣）面向学生的倡导项目：打牌学分类
终于到了比较实在的问题，分类施行影响了我生活怎么办？比如定时定点投放，为什么这么麻烦啊？
毛：要让分类有效，去匿名化是必须的，这样对投放者才有一定监督。但实名制或者挨家挨户收是比较极端的方法，成本也太高。定点定时相对成本低，但肯定对一些人的生活有影响，所以关键是，分类方案和定时定点的施行要找到一个最大的公约数。目前的机制是不足的，最好是管理者通过调查公司做一个大数据的分析。
对生活的影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问题，但其实你想一想，我们的生活经常发生改变，只是这是一个公共部门强加的转变，大家就更敏感。所以这时候政府言出必行的诚意就很重要，如果要一方做到什么，另一方也要做到什么，这是一个契约关系。如果这种契约关系破坏了，比如大家定点定时投放的服务是不连续、不可靠、不稳定的，我们就更容易把生活上的影响放大。我已经亲身体会到这个问题，我家胡同的厨余收集点，有时候就没有人在。
沫：是的，如果机制能够闭环，大家做这个能真正地看到好处和成果，比如在小区堆肥建个花园，改变就不会那么难，还能激励大家参与。其实有双11、618、818这些 “购物节”，我们也可以做一个垃圾日，建立一些奖励制度。
科技能帮上我吗？你们怎么看智能垃圾桶等等垃圾风口产生的科技产品？
沫：的确，智能垃圾桶就像新的共享单车。大家觉得分类麻烦嘛，它们就许诺在分类前端帮用户省力气。但这些赶风口的科技公司很难走得远，信用也不够，还是在行业里坚持了多年、有口碑的机构作出的东西才更靠谱，TA 们有线下的反馈，有稳定的人群基础，也容易跟政府拿到补助，比如成都的奥北环保。
另外对于老年人，智能产品的学习是有一些门槛的。
毛：最有效的分类模式肯定还是垃圾产生者在源头自己做。我比较关注传统、简单的手段，比如人的动作耗能是很低的，思维耗能也很低，意识转换也不需要什么环境代价。同样的事让机器作，耗能就会很高，就会有环境代价，而且目前的产品可靠性也不是那么高。
不过帮我们识别垃圾的教育类智能产品还是挺有意义的。
毛达（最右）参加6月30日的世界海洋日 “拒绝塑料星球” 倡议活动，活动大使黄渤（左二）拿着的是他的随身水瓶
最后请说说你心中垃圾分类的未来吧，想到什么都行。
毛：先说你提过的垃圾征信系统，我现阶段是不支持的。未来要升级的是垃圾按量收费，这必然和个人挂钩，但不一定和征信联系在一起。如果目前的监督已经可以保证分类的情况，就够了，要弄人脸识别还进入征信系统，会让人反感。
另外基于上海目前的经验，垃圾分类在其他城市的推行需要更透明的宣传教育，分类投放的方案上需要更细致的前期准备。
最后，对于更长远的未来，必须把链条推回到商家和消费者：鼓励易于回收的产品设计，控制垃圾总量（比如少用一次性餐具），减少浪费，通过社会压力和市场刺激企业创新。
沫：我希望环保的圈子能打破。大家对环保有些固有印象，比如像在上海，做这个的大都是外国人。有一次我去一个气候变化倡导的活动，发言的是个外国朋友，她说：“再不做改变，上海就要沉没了。” 然后一个当地人就说：你一个外国人有什么资格在这指手画脚的。
所以 TA 们位置还挺尴尬的，又不说中文，就算说的都有道理，但给人第一感觉就是 “你又来多管闲事了”，或者 “这跟我们没有关系”。
另一个做环保的圈子则是党委、党建这类体制内的人，所以年轻人还是觉得跟自己无关。如果真的有活动让两个圈层打开，还挺有意思的。可是你能想象居委会组织一个活动，小区的外国人都跑去参加吗？
至于我自己的实践方面，毛老师式的硬核零废弃我试过，觉得太难了。对普通人来说我觉得做力所能及的就好，否则如果成本太高，反而难以坚持。我就是尽量不点外卖，减少消费。其实以前我做设计，都是促进消费，现在则是鼓励大家不要买，或者断舍离，也挺适应的，反正我现在做这行也没什么钱（笑）。
沫沫在知名企业尼尔森做世界地球日的活动：《外卖包装去哪儿》
面对现实吧，“扔垃圾” 以后不可能再是 “开门-扔-关门” 的简单动作了 —— 事实上，太过习惯这个把垃圾粗暴地发射到生活空间之外的动作，这正是我们如今被垃圾包围的原因。除此之外，为了不招惹小区的居委会大妈，为了北极熊活得好一点，甚至为了抵抗资本主义，这都是关心垃圾的不错理由。
虽说如此，至今上海施行垃圾分类快两个月，北京的具体施行时间仍无人知晓，对垃圾的关注度和讨论度正稳步下滑。所以热衷躲避热点的我们觉得，这是个谈谈垃圾的好时机。从这篇文章开始，我们会在下面几周里给你带来各种角度的 “垃圾内容”，包括上海女郎的分类体验，拾荒者的生计观察，还有零废弃实践者的堆肥教程。Watch this space —— 环保来得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