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识 Danni

去年年底，在网课上不下去准备辍学的时候，有朋友问我，要不要一起去 Danni 拯救森林。我爽快地答应了。

这是德国中部的一片森林，有着悠久的历史和非常多样的植被，“Danni” 是环保主义者给它起的昵称。根据政府规划，这里要砍倒几千亩的林地，给一条高速公路让位。

在很多人看来，Danni 必须要留下。毕竟德国政府早就提出了 “交通转型” 的计划，准备在 2030 年，取缔所有燃油汽车。现在还修高速路，而不去翻新早已过时的铁路设施，与这个计划显得势不两立。于是，很多人搭起了木屋，住进树林，准备用身体阻挡伐木工作。

森林和环保主义者们搭建的树屋。图片来源：网络 

慢慢地，参与抗议活动的人越来越多，树屋也连接成片。去年十月份，伐木工作正式开始的时候，整个营区住了大概五六百人。很多人没有时间建木屋，就在旁边搭起帐篷，待上几天。

野外露营

刚踏入森林，就见识了警察的包围

支好帐篷，我们想去森林里转转。结果，刚走进去，就看到了震撼的一幕。一台挖掘机正不紧不慢地拆着几座木屋。被拆下来的木板、树干散落了一地。而就在离挖掘机触手可及的地方，有一个人蜷缩在屋顶上，冒雨保护着他身体下的这座木屋。几十名警察把施工现场围了起来，不让任何人靠近。直到天完全黑了下来，其他的木屋都被夷为平地，警察们才下班回家。我们和这位抗议者一起，走回了营地。

这一刻，我才意识到，在 Danni 上演的，不是我以为的 “和平游行”，而是环保主义者面对国家权力，进行的一场无望的战争。

为了对付环保主义者，当地政府把 Danni 划为了禁区，所有在树林里的人，都会因为非法停留，被带到警察局，并接受惩罚。虽然绝大多数抗议者不会采取暴力手段，但在和平的前提下，大家还是会尽一切可能，给伐木工作制造困难。每条通往森林的路上，都堆满了用捡来的树枝做成的路障。有时候，十几个人把自己拴在一起，坐在路上，阻挡伐木车辆的前进。每次砍树之前，警察要清理树屋里的人，都会有人在旁边，喊着口号，相互打气。

公民不服从精神与反抗的传统

除了我们这样的初级反抗者，来 Danni 之前，最多只是参与过一些日常的游行，很多营地的居民有着非常硬核的经历。在这里，我遇见了很多激进政治组织的成员，比如在伦敦兴起的环保运动 Extinction Rebellion，他们平时也会组织各种抗议活动，对于与警察的冲突，有着不少经验。还有不少人，早已多次出入警察局，甚至可以说，参加类似的活动，是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其实，这样的故事，早就在各处上演。从 2012 年起，环保主义者占领了德国北威州的一片树林 “Hambi”，反对当地煤矿的扩建。那是一场持续更久，影响也更大的环保运动。甚至有人在与警察的冲突中，丧失了生命。

虽然最终还是被赶出了森林，但 Hambi 的抗议活动吸引了许多舆论支持，也给政客们施加了很大的压力。直到今天，几百公里外的柏林街头，随处可见支持 Hambi 的贴纸。一个月前，当地法院将政府派遣警察清理树林的决定判为非法，这也影响了州长拉舍特在刚刚结束的德国大选中的表现——他所领导的保守派联盟党，收获了有史以来最差的结果。而以环保为重的绿党，得票数量达到了历史新高。

受甘地、马丁路德金等人的影响，这种 “公民不服从” 的精神早在七十年代就席卷了德国。当时很多激进分子占领市中心空置的高档房屋，把他们改造成了免费住房或者公共活动中心。

我曾在柏林街头，遇到过一位五十多岁的无名吉他手，他也曾积极地参与占屋。那天，他演唱了当年的精神领袖，Ton, Steine, Scherben 乐队的歌曲。在 Danni 的时候，我也经历了一场演出。他们的音乐，和我之前在柏林听到的，传递着一脉相承的精神。 

柏林街头随处可见环保主题的贴纸

我与警察的近距离接触

虽然我们一开始毫无准备，但在营地氛围的熏陶下，在第三天的时候，我们也参与了 “行动”——与警察面对面的交锋。天还没亮，我们就拿着事先绑好的秋千，来到了即将要砍树的地方。

在这里，我第一次见到了真正的树屋。十几座在树干上搭起来的小屋子，通过绳索与梯子连在了一起。树屋一般有五六米高，最高的平台离地面有二三十米，需要专门练过爬树才能上去。树屋里最多可以住上五六十人，靠营地和周边的居民提供补给，很多人铺上自己的毯子和睡袋，已经住了好几个月。

整片森林里有十几个这样的小社区。他们都有很浪漫的名字，比如 “天堂”、“在路上”。我们在的这个地方，叫做“哪儿都不是”。

到那里之后，每人选了一棵看着比较顺眼的树，爬到几米高的地方，把秋千挂在树枝上，坐着等待警察和伐木队的到来。不仅是被罚款的风险，爬树的工作充满了不确定的因素。我亲眼目睹了坐在另一棵树上的女生，因为树枝折断，摔到了地上。还好，她没有受伤。

爬上树没一会儿，太阳就照亮了森林，清晨的浓雾在慢慢消散，鸟鸣也在四周渐渐响起。在我身后，是密密麻麻的大树，而在我面前，是前几天砍树工作的结果——一条几十米宽，望不到尽头的林间空地，地上堆着尚未运走的树干。在这一刻，我才第一次发自内心地，想要保护身后的这些树木。

在 Danni，环保不再是纸上谈兵，不再是二氧化碳、海平面上升这些抽象词汇，而是真正看得见摸得着的每一棵粗壮的大树。我也终于开始体会，很多在树屋里住了几个月的人，在树被砍掉后，为什么会有无家可归的心情。

坐了一会儿，警察就来了，还跟我聊了聊天。他们问我是不是在上学，在学什么，为什么不去上学，跑大老远过来爬树——后来我爸也问了我同样的问题。其实，不执行任务的时候，大多数警察还是很友善的。他们大多支持环保，也认同我们的很多做法，甚至还和我一起感叹，那些挤在树屋里，一住就是几个月的 “硬核” 环保主义者，真的很让人佩服。有人自己就在 Danni 边上的村子里长大，坚决反对这条高速路的建设。还有人说，如果自己的孩子要来，他也一定会支持。他们为了清理树林，也必须待在临时的营地里，起早贪黑。他们问我，为什么不大家一起回家，“反正路最后还是要修的”。我也不知道。

闲聊归闲聊，“爬树小分队” 很快就来了。非常搞笑，警察们先用大喇叭喊了一段话，公布我的罪行，才爬上树，给我系上了绳索，像攀岩那样，下面有人拉着，把我放回到了地上。我做了一次囚犯，坐着一辆有十几间单人牢房的大巴车，来到了警察局。

还好，我们早就接受了 “安全培训”。在营地，很多人参加过很多类似的抗议活动，早就积累了与警察接触的经验，所以他们很清楚，怎样尽可能地保护自己的安全。比如，从到达 Danni 的那一刻起，每个人都给自己起了化名。就算是同伴，也不知道真名，既能避免卧底，也能防止警察通过录音录像，识别出参与者的身份。早上出发之前，我们把手机和证件都留在了帐篷里，还在手指上涂了胶水，这样没法采集指纹。只要沉住气，什么都不说，也拒绝签字，最后只会得到一张没有署名的空头罚单。

警察们似乎也对这种行为见怪不怪。在办公室里，他们甚至直接问我是不是要拒绝签字，我点了点头，就被放出来了。

尽管这样，这仍然是漫长的一天。到警察局，每个人都要进行脱衣检查，然后被关进单间里，进行漫长的等待。天黑以后，我才终于重返自由，走出了警察局的大门。

从警察局回来后，睡了一觉，我就踏上了回家的火车——继续上网课。

我和 Borke 的合影。

后记

回来之后，不到三个月，伐木工作还是完成了。

这段时间里，Danni 下了好几场雪，但仍然有不少人，坚守在森林里，等到了最后一课。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重新开始思考这件事。除去爬树会受伤的风险，对于需要留学签证才能继续在德国上学的我，参加这样的活动，肯定不是最明智的选择。

你可以说，在 Danni 的反抗，不仅没有达到保护森林的目标，反而凭空增加了不少碳排放。也可以说，比起亚马逊每分钟消失的几个足球场大小的原始森林，用这种方式想要 “拯救世界”，只是妄想。

但是，用朋友的话说，作为一个普通人，面对日益恶化的环境，我们还能做点儿什么呢？

随着天气变冷，留在营地的抗议者越来越少，最终，伐木工程在雪中告一段落。图源：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