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有一部分女性认为怀孕和分娩是快乐、自然、令人满足的事情，但很多人对于在子宫里培育一个胎儿感到恐惧，对分娩那样的残酷场面更是闻风丧胆。有些人把生孩子时的血汗和泪水看作生命中必要和不可避免的一部分。而另一些人，像激进女权主义者舒拉米斯·费尔斯通（Shulamith Firestone），对这个过程的看法则不那么宽容，她在《性的辩证法》（1970年）一书中将之形容为 “野蛮的”，类比为 “屙出一个南瓜”。大多数人，比如我，在这两种立场之间摇摆不定，或者介于中间。无论你对怀孕的 “自然性” 持何种立场，不可否认的是，人造子宫技术的发展（即 ectogenesis，体外生殖）将从根本上改变这场辩论。首先，它具有不可否认的医疗功能：容易发生危险妊娠的妇女可以将胎儿转移到人造子宫中，使胎儿在不影响母体健康的环境中继续发育；同样，有早产危险的胎儿也可以被转移到人造子宫中完成发育。血汗和泪水将不再是生育过程中的必要部分。第二，这项技术可以为女性带来社会效益。费尔斯通的看法是，人造子宫可以消解生殖过程中严重的性别属性，女性蒙受压迫的关键条件将不复存在。虽然两性之间存在无可争议的生理差异，但她认为这种差异造成的压迫是来自不公平的生殖劳动分工，并被核心家庭模型合理化。如果胎儿被转移到人造子宫中发育，女性将终于能够自由追寻她们在生育义务之外的兴趣和理想。 仅仅是以上两点粗略叙述，人造子宫已经有足够的理由令人心驰神往。再加上它还可能造福许多不孕患者，这个技术可谓是无懈可击。因此，当2017年，研究人员在模仿羊的子宫条件的塑胶袋里成功培育出8只羊羔时，主流媒体的热切关注并不令人意外。虽然本意并非如此，但他们的发现被描述为推动了人造子宫的发展，这个存在了几十年的争议，包括费尔斯通的论点，又被推到了聚光灯下。 的确，费尔斯通的主张在当代女权主义者当中仍被广泛支持 —— 例如，Anna Smajdor 在她的论文《体外生殖的道德义务》（The Moral Imperative for Ectogenesis，2007年）中提出的主张 —— 但围绕人造子宫的舆论兴致掩盖了一个事实：这项技术能够带来的解放实际上相当有限。首先，只有 “生殖劳动仅包括怀孕” 这一前提成立时，人造子宫才能保证对生殖义务进行公平再分配。但是，在分娩过后，绝大多数情况下仍然是女性在完成母乳喂养、吸奶、抚养和培育孩子的工作。不排除许多人十分自愿地参与了传统上被视为母职的工作，但这更提醒了我们，那些选择（或被迫）不这样做的女性会因此受到怎样的羞辱和谴责。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明确地说人造子宫会给压迫性的生殖环境带来什么改变。 这也暗示了此种笃信的更大问题。人造子宫也许能解除女权主义者认定的生殖过程给女性带来的身体压迫，但它不一定能解决理念层面的问题 —— 也就是说，它没有挑战女权主义者眼中造成压迫的罪魁祸首：特定的父权价值和思维。事实上，一个对人造子宫技术的形而上学纠葛的审慎分析表明，它很有可能会起到反作用。哲学家 Suki Finn 在她的一篇文章中，介绍了两个关于怀孕的形而上学模型，反映当前西方对怀孕过程的两种理解。第一种称为 “寄生模型”（parthood model），将胎儿描述为孕妇身体的一部分，就像手脚或肾脏一样。第二种，“容器模型”（container model），将胎儿和母亲描述为两个独立的实体，也就是文化上占主导地位的 “母体是胎儿的容器” 说法。Finn 指出，形容胎儿为 “发面团子”（bun in the oven），以及比喻胎儿是漂浮在幽暗太空的宇航员，都是基于这种模型。 虽然在日常使用中相对不具冒犯性，但 “容器说” 也免不了被别有用心地利用：社会学家 Amrita Pande 在她2010年关于当时合法的印度商业代孕的研究中披露，生殖诊所以这种孕育者与胎儿之间的独立性假设为依托，为他们不人道的产前护理行为开脱，甚至将代孕者视为随意处置的工具。这表明，形而上学的 “容器说” 纵使在道德上是中立的，但在现实中它必然依附于某种文化语境，并被父权价值所利用。一种生殖方式是否合理，取决于我们把它放在哪种概念框架下去理解。比如，使用人造子宫来取代部分或全部妊娠阶段的想法本身就反映了一种假设，即胎儿和母体实际上是可以分开的。虽然这并不意味着人造子宫技术一定沿用了 “容器说”，但针对该话题的一些雄辩明显反映出相似的内涵：例如，生殖生物学家 Roger Gosden 在《设计婴儿》（1999）一书中，将子宫比作的 “精妙的孵化器”。女权主义学者 Irina Aristarkhova 提出了另一种观点：人造子宫技术称不上是 “可行的概念”，或者至少没那么简单。如果人们认为胎儿属于母体的一部分，那么人造子宫的运用范围又会变得十分有限。当然，我们可以探讨出一种新的胎儿与母体的关系，或许一直延伸到力学和机械领域（关于如此遥远的未来就得另开文章来讨论了）。不过，如果我们愿意承认怀孕的生物学特性，承认胎儿和母体的确密不可分，那么，在这个特定的背景下，我们总有一天得面对自身机械化（或是完全摒弃机械）的未来。说到底，女权主义者在意的是，任何技术如果贯彻了某些有漏洞的观念，都可能在无意中将它们固化或正当化。在这种情况下，对妊娠意义的贬低和对母胎关系的削弱只能说是与女权主义者的诉求背道而驰。尽管不能否认人造子宫仍然可能使许多人受益（并且不只是女性），但人造子宫作为女权主义的解放工具而言是否称职，还有待商榷。在当今的语境下，人造子宫固然可以减轻一些女性面临的生理限制，但是，不要忘记这项技术终归还是父权制度下的产物，它的 “解放性” 有着触手可及的天花板。原文来自 AEON.CO，标题为《Is Artificial-womb Technology a Tool for Women’s Liberation?》 作者 Sasha Isaac 毕业于纽约大学生物伦理学专业，她的硕士论文是关于印度跨国代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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