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女博士不耽误搞媒体，也不耽误开夜店

2020.09.11 | BY Alexwood |

我其实不记得怎么认识卡门的了。当时她已经离开了北京歌德文化中心，做起了 Zhaodai（招待所，一家北京地下电子音乐俱乐部），不过在歌德文化中心的活动上还经常看到她，尤其是和电子音乐文化相关的。有一次她把柏林的和北京两拨 DJ 弄到一块做了一个讲座，柏林的是来自知名地下俱乐部 ://about blank 的成员，北京的则是宋志琦等见证了北京电音俱乐部开端的几位 “老炮”。卡门是主持人兼翻译 —— 作为德国长大的中德混血，她德语英语和中文都很溜。

下一次在 Zhaodai 见到卡门的时候，她上身只穿着胸罩在跳舞。后来她来别的女孩的播客《别任性》做客，很大方地自我介绍说：“我是 Zhaodai 的联合创始人之一，也是个学者。” 原来她在柏林还在读一个博士。

我是 BIE 垂直频道 “别的女孩” 的主理人 Alex，我也有个博士学位，可我就没法这么自在地说出 “我是个学者” 这句话。

我和卡门聊过 “跨界”，更准确地说，我们当时是说自己的不同 “身份” 之间其实不存在所谓的 “界”，学者也好，俱乐部主理人也好，媒体人也好，这些 “身份” 事实上对我们来说很统一。卡门是做文化研究的，开俱乐部就是她文化研究的实践；我是做性与性别研究的，做媒体和播客也是我性/别研究的实践。

进一步甚至可以说，“身份” 本身就是一种虚构。不是说它是假的，只是它是一种虚构，由社会规范、文化认可、语言使用、法律条规堆砌起来的一个没有固定所指的能指。“身份” 往往是我们会在简历上生怕别人不知道而郑重写下的一笔，却不是你想在墓志铭上留下的记录。

你想想，你会希望别人在葬礼上如何悼念你？大概并不是说 “这是位（不算成功的）企业家”，或者 “这是个（造诣普通的）艺术家/学者”，而是 “TA是个善良、勇敢、美好的人”，或者告诉大家：“这是我最好的朋友”，以及 “这是我深爱的人”。

你最想被记住的 “身份”，其实往往与“身份” 无关 —— 我们都有各种 “身份”，但 “身份” 不是我们。

“身份”，很多时候只是为了方便向其他活人传达 “你是谁” 的一个交流工具而已，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公共领域的个人识别。

卡门说出 “我是个学者” 的时候，是因为这种识别；而我没底气说出 “我是个学者” 的时候，可能也是因为这种识别。

我也自诩在国外生活了半辈子，但我和在法兰克福出生的卡门的成长轨迹并不一样，简单地说，我比她更 Chinese 一些。而在中文语境下，“知识分子” 并不是什么好分子，国内社会对 “学者” 的一贯印象在 “叫兽” 等流行词里可见一斑。在我加入本司（当时的 VICE 中国）之后也很快了解，大部分同事对 “学者” 或 “老师” —— 或者说，对 “学者” 或者 “老师” 在中文语境下被想象的权威人设 —— 有强烈的过敏体质。

巧了，其实我也是。只是我刚好读了一个博士。

两者在我看来其实一点都不矛盾，甚至读书对我而言，是 “反权威” 的最有效路径 —— 我不会成为权威，也不想成为权威，但要想跟一些虚张声势的 “权威” 杠，你总需要一些武器，比如知识。

不过做媒体以来我也没干成什么壮烈的事，另一方面对“学者”这个身份倒是越来越心虚了。“我是个学者” 这句话，无论是在工作环境中，还是在国内社会环境中，都几乎不可能是一句中立的描述，因为它在别人听来总是透露着有意无意的优越感，就如 “当我在巴黎留学的时候，blahblahblah”，即使你就是想说一件当你在巴黎留学时碰上的事。

直到当卡门理直气壮地说出 “我是个学者”。听到这句话的感觉有点奇妙，像精神套进了一件合身的衣服 —— 我是个学者，这句话一点毛病都没有，因为我就是啊。

还是那句话，有些 “身份” 是我的，但它们不是我，如果 “学者” 这身份限制了别人对我的理解，那似乎是别人的问题。